崖上花 一

  我父亲是个煤矿工人，印象中的父亲有一双灵活的眼睛。因为他每次从井下出来，一身漆黑，唯有两眼珠在转动。后来我无论处于什么情景，想起父亲，首先想到的就是那双眼睛。

  父亲去逝的那年我八岁，上二年级。瓦丝爆炸，父亲和他的工友，没有一个逃出劫难的。

  父亲用他生命换来一万块钱的丧葬费，才让我和两个弟弟暂时没有变成失学儿童。母亲没有工作，父亲走后，我家们的生活立即陷入困境，最惨的时候，我们连馒头都买不起，舅舅送我们一袋面粉，母亲和上乡下亲戚送的玉米粉蒸成馍，上学时，我和两个弟弟中午就各带一个。

  街道上见我们家可怜，就给母亲找了一份清洁工的活，早上四点就得起来打扫街道，母亲的辛劳每月可以换得30元钱。虽然青菜那时的价格平均还不到两毛，但对于我们一家四口来说，30元钱却抠抠巴巴地熬过一个月。当然，没有新衣，没有新鞋，我和两个弟弟身上穿的，都是母亲做清洁捡回来的别人扔了衣物。

  我记得每个假期，我都要到离家五公里外的山沟捡蜗牛。都说城里孩子娇贵，爬高下低的活肯定干不来，我想说，在我十五岁前那些年，爬树摘桐子（好像是一种大树上结的果子）、上悬崖找蜗牛这样的事，我不比任何一个山沟的孩子差。有次摘桐子时我从树上掉下来，小腿摔断了，在家呆了两个月，只要有时间，我都没丢下个书本，因为我明白，读书才是唯一可能改变生活状态的法宝。期末回校考试，成绩依然是班里最好的。

  就这样熬到初中毕来，班主任希望我考县上最好的高中，将来可以读大学，说以我的成绩肯定考上。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就如同现在土豪受人欢迎。但是我不敢考高中，因为高中意味着还要再读三天才能上大学，然后才能工作，而我需要的是尽快工作，尽快挣钱，我才能不再穿捡来的衣服，我母亲才不用去菜市场捡剩菜叶子，我的两个弟弟才能不失学。

  所以，我选择了一所师范中专，中考完后，县上的纺织厂召工，我去考时，也通过了。

  也就是说，我同时接到了两份通知。

  我妈和我两个舅舅都让我去纺织厂，原因是可以马上工作。如果我去读中专，还要上三年学。父亲的丧葬费已经用完，母亲一月三十元钱，根本供不起我们上学。

  要知道，当时在我们那个地方，能考上中专就跟古代中状元一样荣耀，亲戚朋友都会来祝贺的。我家的条件让我无法享有这种荣耀，因为我家摆不起宴席。我十分渴望去上学，记得那晚，煤油灯下（我家用不灯），我跪下来求母亲，说只要让我去读中专，我可以不要家里钱，到学校后自己打零工。母亲说你以为只要你一个人吃饱就行了吗？你两个弟弟怎么办？他们要学费，要吃喝，我一个人，怎么养得起你们？

  坐一边的二弟闷声说他不上学了，出去打工，供姐姐和老三。

  你才十三岁，打工谁要你？母亲悲伤地说。

  我去捡垃圾。二弟说。

  母亲看着地上的我，在等我说话，我低着头捏着手指，一动不动。我疯狂地想去上师范，我想成为一个拿工资的老师，不想做个小姑那样天天三班倒累得要死的毛纺厂工人。

  就这样，二弟失学，我去了中专，因为天生一副嗓子好，分到了音乐专业。

  开学第一天下午，我去找了辅导员，凄凄哀哀地求他给我找一份临工。

  就这样，我有了一份临时工作。在同学们好奇、嘲笑、同情的目光下，每天两次定时打扫教学楼和清理门前的两个大垃圾桶。记得有一次，另一个班的同学，见我在扫楼道，故意一路走一路吐瓜子皮，看我的眼神，这辈子想忘都忘不了。

  那三年，我见够了所有的白眼，听够了所有的嘲讽，以至于我现在一闻到垃圾桶的味道就莫名地烦燥。

  毕业分到一个镇小学，拿到工资的第一个月，我在远离学校的地摊上给自己买了两条内裤一个文胸和一套衣服：共计25元。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拥有内裤和胸罩。回到宿舍，我拉上窗帘，穿上内衣，坐到钢丝床上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那天晚上打饭时，我鼓起勇气加了一份肉。

  每个月的工资，除留了40元作为生活费外，其余的都上交我妈。

  有次在北京听一个讲座，非常著名的一个作家说了他幼时的贫穷，是那是他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我听他讲这话时当即就离座而去。我想说，他还没完全理解什么是贫穷。贫穷对人的伤害，不仅仅是物质，而是让你感觉不到做人的一丝尊严，让你对下个时辰可能发生什么时时恐惧。

  我，真的是穷怕了。

  然而，那时的我还并没想过用什么极端的手段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毕竟我工作了，有工资了，一个月两百多元，虽然不高，但不至于再捡别人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