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看了又看小说网^看了又看小说网^^去看书
春风又绿江南岸，江南的春风总是很轻柔，很温软，袅娜柳丝飘拂，抚摸着大地；漠漠细雨的滋润，体贴着万物，渐行渐近，这才有了草长莺飞，花开似锦……
然而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江南春早，天气虽然已日趋暖和，可还时不时有寒冷难当的日子袭来，这时最难将养休息，打发时光。
不过，在帝国北方，却与江南春天那种‘润物细无声，随风潜入夜’，很是柔美无声的动静截然两样，北方的春天是迟缓的，也是粗犷无比的，动静也总是大得很。
在北方，山岩下的积雪才不管什么立春、春分节气，只管冷森森的丝毫没有开化的意思；
潭边、溪畔、井台、泉眼，凡有水的地方，也都顽固坚持着冰块、冰砚、冰溜、冰碴的立场！
直到一夜之间，春风忽然来临。
忽然从塞外的苍苍草原，莽莽沙漠，滚滚而来的浩荡春风，扑过山头，漫过山梁，插进山沟，灌过山口，呜呜号叫，哄哄呼啸，飞沙走石，打在窗户上，撒拉作响，扑在人脸上，如无数针扎。
轰的一声，河冰开裂了；
嘎的一声，病树摧折了；
连房梁架子，都格吱吱格拉拉地响起来，晃起来，仿佛从漫长的冬眠中惊醒过来了，要抻抻懒腰，动动胳臂，浑身关节都要挨个儿格吱吱格拉拉地松动松动似的。
还在霜冻里，麦苗返青；就在积雪中，山桃鼓苞。
那些套着老羊皮袄子的勤劳的农民，也背着荆条篓子，装满着带冰碴的牛羊粪，大清早就开始侍弄着庄稼地，呼哧呼哧地把粪肥抛撒匀净，期望着有一年的好收成。
北方的人们爱说“春脖子短”，意思是说北方春天非常短暂，而类似象雷瑾、绿痕这些从锦绣江东而来的人，就觉着连这个所谓的“春脖子”也有名无实，冬天刚过去，夏天就似乎已在眼前了。
最激烈的阿蛮，意见总是直截了当：“这哪里有什么春天，成天只见起风、起风，成天就是刮土、刮土，外出不戴上帷帽、面巾，眼睛都休想睁开，家里桌子凳子一天得让人擦上几百遍……”
绿痕不以为然：“暧，也不用那么夸张！的确是不像我们南方的春天，不过呢，虽然是不冬不夏，但你还就得承认，这就是春天！”
紫绡惯例是不对这些事情发表意见的，只是轻轻浅浅，抿着嘴微笑。
雷瑾懒洋洋地犯着春困，打着哈欠，顺口说道：“你们看这西北的百姓，都喜欢力大无穷的好汉，到喜欢得不行的时候，捎带来着连粗暴也一起喜欢上了，还就觉得特解气特痛快。这里的春天，其实也和这里的人一样，粗犷豪爽，大气磅礴！象江南那样，软绵绵的春风，好似柳丝飘拂，恰如细雨滋润，柔美是柔美了，温软也够温软了，但这样绵软的风，又怎生过得了草原、走得了沙漠、闯得过高山、扑得上山梁？又怎生能踢打开千里的冰封，遍地的霜雪？我看啦，这北方啊，还就得该着有这样的春天，如果把江南软绵绵的春天搬到北方，怕是奈何不得这遍地的冰雪寒霜！
再说啊，江南的春天老是淡淡的阳光，蒙蒙的阴雨，乍暖还寒，最难将息，整天都好象穿着湿衣衫，少爷我都过腻味了。去看书享受一下这北方粗犷的春天，也自有一些江南无法比拟的佳处呢！”
雷瑾从塞外归来，除了到陇右总督府交令完差以外，因为朝廷的封爵和赏赐，连同‘伤亡将士’的抚恤银子也一同调拨了下来，要上谢恩折子、要抚恤伤亡、要四处吊丧、要处置幕府中重要事务，等等，等等，这一忙起来就忙得天昏地暗，没个闲的时候，雷瑾也是忙得够呛，无暇分心，等到把一干丧事、喜事，都紧赶慢赶的操办完了，他在河西的头一个短短的春天也快过去了一大半，这时才能忙里偷闲，过两天悠闲而无聊的日子。
在夏天快要到来的时候，印书馆第一批印刷精美的宗教经卷已经正式交付，大受佛道人士和信徒们的欢迎。至于印书馆大管事徐扬所提办报的建议，在河西幕府诸幕僚谋士们的再三权衡和争论下，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暂时不宜办报，一则是当前时局、朝野形势都不允许，二则在人们接受程度普遍较低，对各种消息的需求还不是很迫切的情形下，贸然办报将在赢利上承受相当大的亏损风险，尤其是在河西幕府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不赚钱的营生暂时是不被允许的，而且交通也是个大问题，因此办报事宜将押后缓议，只有在西域商路畅通，四方商旅行客络绎不绝，纷至沓来，人们对消息的需求急剧增加时，这个提议才会纳入考虑范围，雷瑾自然从善如流，同意缓议；
而掌握在幕府手中的玻璃作坊、琉璃作坊，通力合作，终于烧制出了头几窑精美绝伦的玻璃器皿，其品质一点不比波斯、大食地区精工细作的玻璃器皿差，只是因为产量实在是上不去，物以稀为贵，这种简直可以媲美水晶的玻璃器皿一直供不应求，价格高得令人咋舌，已经成为关中、四川富豪争相抢购，炫耀财富的奢侈品；（注：事实上，中国即使到了清代乾隆时期，玻璃茶具、玻璃酒具也仍然珍贵异常，许多一品、二品的朝廷大员家中，也未必能拥有一套精美的玻璃杯呢）
夜未央的营造还算顺利，经过雇佣大量生计无着的闲散人等，在几个月内日夜不停地赶工扩建，整个互为犄角的堡寨群也已经快要竣工，已经开始房舍内部装饰，不久之后就可以选择黄道吉日开张。也许到夜未央的青楼、赌场、钱庄、酒楼、珠宝店、金银铺、当铺等都开张了，河西幕府那非常干瘪的钱囊才会稍稍鼓起来一点，窘迫的财政状况才会好转一些。
至于河西幕府秘密策划的走私贩运，一来一回之间，最快也要半年以后才会看到结果，而交付给塞外白虎、苍狼两大马贼团的秘密任务也不是马上就能得手的，那完全得看时机和碰运气，目前也只能等待，急是急不来的！
对于雷瑾来说，虽然枯竭而窘迫的钱粮财政状况，让他许多美好设想无法实施，但是目前，还是要马上着手推动一项很重要的变革计划，这是独孤岳受命去中原组建秘密眼线网的时候，一次灵机突现，偶然萌发的一个想法，他在深入的思考，酝酿得比较成熟之后，向幕府提出了一个改革提议，这个提议与租佃河西雷门田地的佃户们有关。去看书
要知道，河西走廊的农耕区，因为有祁连山雪水作为灌溉水源，所以非常丰饶发达，是西北除关中平原外，最富饶之地，而河西田地的大部分都掌握在豪族手中，只有少部分在一些零散农户手中。
除外牧场不算，回回马家是河西兼并占有农耕田地最多的地主，而河西雷门，包括现在掌握在河西幕府和各支各系手中的田地总量，则紧随回回马家之后，应该说河西最好的用于农耕的膏腴之地，有七成掌握在马、雷两家之手，其它豪族和少量零散农户则占有剩下的三成好地，兼并程度是非常高的，甚至连许多军屯的田地也不可避免的落入豪强大族之手。大量的田产都掌握在少数地主手中，而多数佃农则仅仅掌握着一点点田产，而且就是这一点点田地也多数瘠薄低产。
应该说地租在河西雷门的钱粮收入构成中，现在也仍然占据着较重要地位，正如地租是整个帝国的主要命脉一样（古代国家赋税有四：一曰租，即田赋，也叫税，税租相通；二曰调，即征调所需物品；三曰役，即徭役、兵役，也叫庸，意为用民之力；四曰课，即杂赋，粮食之外之实物，如茶、盐等。战乱期间，赋税不循章法，需要多少就征多少，征不到就暴力抢夺），帝国财政完全是靠从农民处征收的皇粮国税支撑运转，地主同样也靠从农民处收取的地租兴业发家，这也同样都着落在农民身上，所以在士农工商中，四民之一的农才排在士的后面，并不是农民地位真的就一定高过工商之民，而是农民作为帝国主要的被征税对象，承担着整个帝国的命运。
当然具体到回回马家、河西雷门这样的豪强大族，因为在畜牧以及工商业上获利丰厚，地租虽然还是比较重要，但对家族的影响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到不了动辄生死攸关的地步，所以马家、雷家对佃农收取的地租，其实算是较轻的，比较起其他纯靠坐食地租过日子的地主，佃农是绝对能够接受的！
不过就算如此，独孤岳仍然觉得有变革的必要。
田地兼并，掌握大量田地的田主总是有万万种方法逃避和转嫁帝国的各种差役杂派，而佃农则没有这个能力逃避帝国的征派，差役不均，富的越富，穷的愈穷，田主佃户势同水火。去看书
人穷极了什么事做不出？****、起义或者流寇、民乱的根子，实际都肇因于此！
独孤岳在中原秘密发展眼线时，由于掌握了大量的消息来源，因此更容易从繁杂纷芜的世间万象中窥视到一些深刻的东西。
他发现在帝国北方，经济已经落后于南方，而仍然在流行分成租，即地主供给佃农以农具、耕牛和较多的生活资料，每年收获的农产品则由地主和农民按一定比例分取，一般对半分成，也有高达****、七三，甚至八二分成的。
但在南方，已经更多地实行了定额租，也就是说，农民不论丰歉荒熟，每年交足固定数额地租后余皆归己。实行定额租，田主就完全退出了农耕生产，不再直接干预佃农的生产活动，与此同时佃农对田主的人身依附也同时被削弱，拥有了更多更大的自由，农耕生产的积极性自然要比实行分成租的佃农要高得多，可以安心地做一个比较长期的兴业发家的计划，致力于改进和使用新农具，以及提高各种农耕生产技术，进行精耕细作，提高产量，减少人工；而其中一部分家庭成员，就会逐渐脱离土地，从田亩耕作转而从事家庭棉布纺织、桑蚕丝织，甚至做木匠、石匠、泥水匠等手艺活以贴补家用。
另外还有一种更新的农耕方式更让独孤岳感到吃惊，在江东一些地方，有一些田主直接雇工，对田地进行亲自经营管理，通过加强对运用生产耕作技术和调配劳力等环节的管理，来提高经济效益，并且还建立起一套相当完整的耕作法式、地租份额分配、会计综算、考核稽查、奖励惩处等措施，并且非常重视兴修水利、改良耕作技术和雇工耕作条件，进行集约化的精细经营，较多使用雇工，而且他们收获的农产品也有相当一部分进入市场，通过商品交易获取厚利，这是与一般地主坐食地租、通过一些超经济手段加强压榨来增加收入的做法已经有所不同。（注：现在看来，这已经是现代农场主或者说农业资本家的早期雏形，而不再纯粹是坐食地租的田主）
独孤岳提议在河西雷门所控制的田地上，先推行佃户的定额地租，而由河西幕府直接掌握的农庄田地则仿照帝国南方新的农耕方式，有意识地进行类似商行、店铺、作坊那样的经营管理，一旦能够获取较高利益，必定蔚然成风，被其他豪强大族效仿。
这样一个提议在河西幕府的幕僚中，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所以不能够马上实施，必须等到雷瑾返回，亲自拍板定案。
雷瑾很清楚，中土帝国自从先秦战国时代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以及诸国纷纷变法以来，到汉初文景之治，再到汉武帝改田租什一，加派大量杂税，盐铁酒官营以聚敛财富，再到武帝之后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儒家公羊学派与儒家“贤良”“文学”之士在朝堂的论争，再到唐帝国的租庸调，两税法，再到宋帝国王安石变法，所有的变化和不变，所有的争论和斗争，所有一切的中心最终无一不是着落在田地和农民身上！
帝国历代王朝都以田地赋税为正赋，但是由于穷奢极欲、冗员泛滥、战乱频仍等多种原因，而且兼并占有大量土地的帝国豪强大族，一般都隐匿有大量的地产及人口，这些隐匿的地产、人口都在私门，不直接对国家赋税、军事防务作贡献，却仍然要享受帝国提供的和平、秩序、兴修水利、防洪抗旱、防疫治疫、赈灾救荒、施粥救饥、捕蝗驱蝗、保证完善而统一的水陆交通（包括四通八达的帝国驿道、运河、江河水道、帝国邮驿），等等，等等，这使得依赖正赋收入的帝国中央朝廷，其赋税来源逐渐萎缩，国家仅靠正赋收入难以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为了增加收入，平衡财政，帝国历代都会不同程度的在田税正赋之上，额外附加种种杂税，而且附加的杂税总是随着土地兼并的不断加深，非常顽强地趋向于超过正赋，直至数倍数十倍之多，而这些杂税中的绝大部分，毫无疑问的会被大多数官僚地主逃避或者转嫁，最终集中着落在农民身上，这一直是帝国积弊数千年的痼疾，屡屡引发无力负担的农民起义和****，甚至导致改朝换代。去看书
其实如果光是土地兼并，豪强大族不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土地兼并并不见得有多大危害，但官僚地主的特权是帝国律法所明文规定的；而且不惟如此，地主往往还会利用其强势地位，进行合法和非法的土地兼并，却同时又转嫁其应承担的国家差派徭役，譬如大地主往往会利用天灾**收购自耕农的土地，却又不向国家正式登记过户，而是用双方私契的方式约定。这样，地主得了土地，而国家的正赋杂税还是得由自耕农来承担，当自耕农无力负担时，只好抛荒土地成为流民，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国家维持和平和秩序的负担，而当这负担一旦超过国家力量所能承受的极限，改朝换代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了，这就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深层原因。
帝国历代王朝虽然都曾经试图通过改革变法，增加国家赋税来巩固统治，但从未真正成功过，从未在‘民富’和‘国强’这两个问题上找到真正永恒的平衡，苛捐杂税以及繁重的徭役差派总是如雨后春笋般，不经意地就找到了疯狂生长的土壤，直到把一个旧王朝彻底葬送，再催生一个新生王朝，然后再重复前一王朝的循环！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雷瑾曾经和包括秦夫子在内的许多老师，私下探讨过帝国王朝兴衰更替的问题，在雷瑾看来，土地不断兼并，并最终集中到少数豪强大族手中，其实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注：生产资料总是趋向于集中的，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只有集中，才能产生最大的效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当然也是如此），只要土地私有，并且可以自由买卖，则无论朝廷再怎么抑制豪强兼并，再怎么提倡重农抑商，也不过是延缓****的到来，终归无济于事！
“抑兼并”，在雷瑾看来，财政原因仅占一二，恐怕更多的还是中央朝廷为了防止民间财力过于集中而导致尾大不掉的局面，惧怕‘兼并’对大一统皇权构成威胁，这才是根子上的原因！
历代王朝惊人相似的更替，少则十年二十年，多则二三百年的轮回，已经用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帝国中央朝廷根本做不到抑制兼并，也根本做不到一姓可传万世！
既然从地主着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么就还不如从事情的另一端——农民这边着手解决问题！
天下的田地，无论怎么开荒，总是有限的；这有限的土地，无论如何努力，也只能承载很有限的人口，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加之田地兼并又不断地使土地趋向于集中，能够重新再分配的土地日渐减少，就更显得土地有限，而无法承载无限人口的衣食需要了，人与地的冲突更加激化，这是宛如死结一般难解的矛盾；
王朝更替过程中的战乱和瘟疫，会消灭很多人口，从而使这种矛盾大为缓解，然后矛盾再不断重新累积，直到下一次失衡的到来，也就是说帝国内部过多的人口——在土地兼并非常集中的情况下，过多的农民，尤其是完全破产的流民，必须从有限土地上大量地疏导分流出去，才有可能缓解帝国内部的矛盾，防止****的爆发。
把农民疏导分流到哪里去呢？如果不是把农民从**上消灭的话！
雷瑾个人认为，虽然工商之业可以容纳吸收一部分“多余”的农民，但是在种种因素下，帝国工商业目前的状况并不能够达到把“多余”的农民全部分流和吸纳的目的，甚至连最低限度的把分布在帝国各地的几百万流民完全的分流、吸纳、安置下来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在战乱、瘟疫爆发期间，工商业自身尚且难保，又何谈雇工呢？
在雷瑾看来，可以把农民，特别是那些流民适当组织起来，组成武装农民团体，向帝国四境以外进行武装屯垦和移民，这样的逐步迁移和蚕食政策，帝国可以一举两得，既不花什么钱，解决了内部矛盾，把祸水引向外国，以邻为壑，又同时等于在无形中扩张了帝国的疆土。
而且如果帝国从事农耕的人口大量迁移出去，国内拥有庞大田产的大地主也就不得不通过加强管理、兴修水利、改进农耕技术，善待雇工和提高雇工工钱等方法来维持和提高其所占有土地的收益，因为供求关系的改变将决定这一切，当农民过剩时和农民短缺时，地主的反应当然应该是截然不同的，也许这样一来，帝国会因此有较大的改变。
这绝对是只要战争贩子和唯利商人，才可能涌现的疯狂而叛逆的想法，根本不符合儒家怀柔以致远，以道德感召四夷的王道，以至于雷瑾还因为童言无忌，而被好几个老师训斥和告诫。
但是秦夫子倒是很欣赏他的想法，并且指出雷瑾在设想上的许多漏洞和不可行的方面，譬如当从事农耕的劳力非常短缺时，地主们也许会从尽量提高地租转嫁逃避国家差役，转而通过从人贩子手中购买奴隶或者招纳自愿卖身为奴者，来满足其对劳力的需求，而不是通过改进农具、提高农耕技术或者大量雇工，加强管理来获取厚利；譬如帝国普遍蓄养奴婢的风俗绝对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这也会大大降低工商产业可以吸纳安置过剩劳力的空间,有不用给工钱的奴婢,干吗还要从外面雇工呢?又譬如帝国如何向大地主、工商业者征税，也是个难题；等等。
秦夫子指出，雷瑾的设想必需要有相应的时机和相应的前提条件来互相配合，才有可能实施，总之顺应时势的变化是最重要的，否则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所以这个想法，雷瑾实际上已经闷在肚子里好些年了！
现在独孤岳提出这样一个变革的具体建议，正好暗合雷瑾早年粗糙而幼稚的想法，早有同感的雷瑾大致上也拍板同意了独孤岳的提议，现在只等下边的幕僚谋士们拟订好具体细节章程，这就可以先在雷家的田地上逐步推行定额地租，同时在河西幕府直接掌握的农庄中试行集约式经营，而牧场本来就有一定程度的集中管理，现在只需要再改良改良即可。
至于那看来比较疯狂的武装移民屯垦的想法，暂时还是实施不了，但雷瑾也不是轻言放弃的人，只要时机成熟，他必然要把这个想法付诸于实现！
既要保护豪强地主的利益，又要与民休养生息，这其实是困扰帝国几千年的两难问题，象汉文帝、汉景帝、汉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也不过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尽量委屈自家，让大家皆大欢喜罢了，轻徭薄赋，克制皇家的奢靡浪费、节俭中央朝廷的财政支出、不轻易发动对外战争，如此而已。譬如光武帝实行三十税一的田赋，并县裁员，十置其一（即裁撤官员９０％），在北方匈奴发生饥疫，也不趁机派兵征伐，只是为了节省军费。
在大一统的帝国格局下，如何长治久安乃是天字第一号的大问题，多少睿智博学的智者谋士都无法真正解开这个死结，打破帝国的千年坚冰！
雷瑾能破开这帝国积弊千年的坚冰吗？
至少，雷瑾认为自己可以，雷瑾相信自己的疯狂想法，正是那破除坚冰，扫荡霜雪的浩荡东风！
为了破除帝国的坚冰，将来即使用相对粗暴的方法达到目的，也是在所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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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中国古代，纯粹的商人几乎都是小商贩，很多大商人同时就是地主，也有很多大地主同时就是商人！<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