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4、5、6

  4

  为了提高讲话的效果,他自然要提及这次带头的老五。老五,即外出打工的那位。就是这个老五,一下子刺激了他的灵感。对,种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赚到钱,钱才是能够改变人生活的东西。

  多么浅显的道理。想想还是人家老蔫儿说得对,大家便又开始信他。所以,在他决定任命老五当头带领大伙外出打工时,村里不少人便跟着去了。

  地却咋办呢?流转,上面不是说了吗?为什么就不能流转呢?最简便的方式就是由村集体作保“甲转给已,丙转给丁”,象村里人从村里承包一样,尽管承包费低些,毕竟还有一些收入。

  当时,自村里承包土地是要交承包费的,而且明显要高于转包给别人的价,算明白了账的人便想不通,要求退包给集体。

  老蔫儿便反复地给他们讲合同的严肃性,讲着讲着,便自觉矛盾至无法讲下去的程度,牙一咬,就答应可以退包。

  当时,这在别的村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此多的土地让集体包给谁呢?这是一个普遍的难题。

  老蔫儿就不怕,低价发包。应该说,我们村后来土地集中于少数人的矛盾便源于此。

  但在当时,由于老蔫儿成功地解决了土地撂荒问题又受到了乡政府的重视。洋洋自得之余,邻村因受到我们村的冲击而矛盾重重,同行们便怨恨老蔫儿,当着乡领导的面儿,就追问“村里少收入的钱咋办”,老蔫儿反问,怎么会少收了呢?再问,已是笑而不答。

  老蔫儿自有老蔫儿的打算,每家每户几乎都有外出打工的人,待年底钱自外面打到村里的账上,村里先扣除各家各户的提留款和承包费,这样不用费多大的劲,款就收齐了。总的算起来,比原来承包费高的时候因为拖欠或者存有故意不交的户反而还要多。待邻村的同行意识到这一点儿时,只能反复地感叹,自己不如老蔫儿多矣。

  兄弟们或许要问,打工的钱为什么非要打到集体的账上?这里面有个故事,而且发生在阿龙那位鬼精灵的五叔身上。

  事情当然得从这位我们村第一个敢于外出打工的汉子刚开始出去说起,恰如俗话常说的那样,“在家千日好,在外一日难”,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年,算起来也有二万元的收入。幸喜那个时候的老板因为生意还算好做,到了年终一并便把工资算给了他,加上到银行取回来的平日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那部分,二万元单是百元大钞也是厚厚的两捆。掂量着这些钱,打小因为兄弟们多从未见过这么多钱的他,不由得暗暗喜不自胜。

  正独自乐着,突然看到刚从银行出来的那位老太太自兜里掉出了两捆象他手里一模一样的钱。善良的天性让他忙蹲下身来把钱捡起来,便只顾忙着去喊健步如飞的老太太,不料有人从后面冲上来抢了他的钱,那动作那速度……待他清醒过来,手里便只剩下了刚捡起的两捆钱,定睛看去,这哪里是钱?分明就是两张真钱夹着的一沓废纸条。

  老太太居然是托儿,这让他怎么也不敢相信。那阵子,他常听人说一些类似的骗局,起先还总是不信,居然当真落到了自己身上,自是懊恼万分,要不是作假的二百元钱,他连家也回不了。

  自此,原本温顺的他性情大变,但这并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有心的人,凡是到手的钱必要首先存入银行,而后通过银行把钱打到村里的账户上,回家后从村里支。如此当然安全多了,一直持续到他老板因欣赏他的才干而把他招为养老女婿。

  关于他招养老女婿的事儿,另有一说,说并非老板欣赏他的才干,而是因为正值他性情大变的时候把握不住自己而强奸了老板的女儿,这位老板的女儿赶巧有受虐欲,不仅不怪他,反而非他不嫁,老板无法才把女儿嫁给了他。

  鉴于此,村里的年轻人便充分发挥想象力推断,漂亮的女人都有受虐欲,总幻想着某一天自己也能碰上此等好事。云云。

  关于这些传言,我宁肯相信前者,后者多是嫉妒者的捏造,因为据村里见过他媳妇的人说,他媳妇确貌美如仙,既有此等美女相伴,又有不劳而得的财富,难免人要产生嫉妒。恐怕这也是人们乐意跟他去打工的另一个只要原因。

  且不多啰嗦这些碎话,单说这些后来的打工者由于有了这么一位类似于英雄的人带领,自是少走了不少弯路。一年下来,除去吃喝,怎么也有个五六千元的积蓄,虽不说多,却是纯的,而且都是白花花的现银,况且打工这营生不需要投资,也没有多少风险。

  前车之鉴,往家带钱的方式自然都通过村里帐户寄。刚才已经提过,这种方式给刘老蔫儿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至后来因为需要扣欠款,款便常有不能按时提回来的事儿发生,人们便开始想,刘老蔫儿的招儿是个好招,却难保他就没有私心。于是,老蔫儿刚拢起来的人气便又散了不少。

  老天不能总随人愿,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再说这些后来的打工者,先是齐聚到阿龙他叔的公司唯阿龙他叔是从。阿龙他叔的公司,不,准确地讲,应该是他老丈人的公司,是个建筑公司,活倒是不少,只是居无定所。

  刚开始,出于对阿龙他叔的感激,也为了给我们村里人争口气,大家便当成自己的活累死累活地干,老板也算仗义,从不拖欠工资。所以,总的来看,大家还算舒心。

  一年后,待新鲜感已过,渐渐地就发现,原来这世上并没有那么多的老板闺女供自己去碰运气,即使有,她们也都是高傲无比,根本轮不上他们的份儿,反复地掂量自己,更不敢象阿龙他叔那样霸王硬上弓,而且显然地这养老女婿也不都是那么好做的,不见阿龙他叔经常要受那个小女人的气吗?

  这有钱人家的女人,究竟与众不同,心气儿好的时候,柔情似水,攒足了劲儿地伺候你,而一旦发了威,那也不是闹着玩的,不要说夫妻吵架专往脸上挠,单是一句赶狗一样的“滚”,就不是爷们儿所能接受的。

  象阿龙他叔这种英俊潇洒头脑又灵活的男人,搁在我们村,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请到家里,又有哪个女人会不亲亲宝贝亮亮哥哥地疼个不休?可在城里,仅那一个冬天,这位乘龙快婿就有七八次在深更半夜穿着单衣单裤去挤工友们的工棚。

  在这种除了干活之外再无所事事的场合,消息是很难被封锁的,更何况这消息原本就是为了阿龙他叔的自尊根本用不着封锁,而且需要大张旗鼓的宣传。因此,他们很快就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当然不是阿龙他叔说的,起因还是因为大伙,或者也有他们为阿龙他叔鸣不平的成分。

  ——最初,老丈人见女婿招来百十号干活卖力的工人,打心眼里喜欢,直夸女婿能干。可待了解到这些人都是女婿的乡党,便起了疑心,恰逢此时工地总少东西,便怀疑是女婿搞的鬼,却又不便说,便跟闺女说了。

  女人是个绣花枕头,好看却没多少心计,而且是个爆竹性子,一点即着。最不该的是女人不该安排男人夜里去监视他的乡党们,在我们村,这是一种性质相当严重的蔑视。男人自是不肯,便闹翻了,而且越闹越凶,便出现了刚才提到的情景。

  漂亮的但无心计的女人常常会把给男人戴绿帽子作为对男人的惩罚,终有一天,阿龙他叔象是发现了什么,却又苦于找不到证据,话又说回来了,人在屋檐下,即使找到了证据又能咋样?这有钱的女人若是心野了,往往比男人更可怕。人家正愁抓不着你的把柄呢,你还要往枪口上撞?这真是个不简单的男人,窝着一肚子火,居然还能忍气吞声!

  人是需要有一点儿幻想的,一旦幻想破灭,便容易出现急剧的变化。绵绵的冬夜里,想想这些,再想想家里的热炕头,既然同是赚钱,同样地不易,便觉太过不值。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们很快就出现了分化。

  分化共有三拨:一拨瞅准了机会自动出去另谋生路,据说这拨人当中现在已有不少人开始自己揽工程承包项目。

  另一拨则多是阿龙他叔的近亲,据说仍在苦熬,尽管女人已多次提出要离婚,但因为阿龙他叔坚决不同意,婚也无法离成。我猜想,恐怕家产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项。作为对男人的报复,女人坚决不肯要孩子,生活也愈加糜烂了。

  事实上,最先出问题的便是这拨人,近日又听说,他们已有十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原因是阿龙他叔的老丈人的公司因为质量问题吃了官司,而且还很严重,据说要抓人,老丈人便求阿龙他叔去顶替,阿龙他叔死活不肯。

  还听说,公司其实并不缺发工资的钱,只是他老丈人不肯给,意图将跟随阿龙他叔的人逼走,而阿龙他叔宁肯自己掏钱管饭也不让大伙儿离开,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强大靠山。

  至于官司的事儿,他老丈人自能摆平,据说已搭理得差不多了。后来,他老丈人又陷入了“甲方拖欠乙方,乙方又拖欠工人工资”的怪圈,最终还是阿龙他叔帮着解了围,关系开始有所缓和。但这已与主题无关,暂不去说。

  第三拨是多数,干脆直接回家去“老婆孩子热炕头”,而且长舒了一口气,因为菜果的价格终于走出了低谷期,农村照样能够赚钱,他们在用最质朴的感情期盼未来。

  这便是我回家搞反季节大棚的背景。

  应该说,我的发展自搞反季节大棚开始却不是靠搞反季节大棚起步,前面已有提及,不再细说。不过,关于这一段,在这里有必要再次提及刘老蔫儿。

  此时的刘老蔫儿,虽面子上仍风光无限,实际上却早已成了摆设,因为除了个别的几个人之外,没人再听他的话。村里人都知道,他完全在靠借款维持着村里的面子,贷款不行就集资,集资不行就给村干部们分指标借,当然他自己也带头,据说他为了带头完成指标,包括自家的积蓄连同夏雨的收入全部借了出去,而且凡是与他沾亲带故的他都借了个遍。反正,他总有使不完的招法。

  事实上,待他离任时,仅他为村里人垫付的拒不肯交纳的承包费提留款就达四十余万元,不少人正等着看他的笑话。人虽到了如此地步,他却仍是村里关于我留村发展的唯一支持者。

  在我们村有这样一个传统:凡是通过考学和当兵两条途径曾经出去过的人回乡后,必要由家里人遍请亲戚乡邻和村里的干部一次,重点告知他们回乡人今后的去向。

  之所以会有这样奇怪的传统,我猜想,必是因为“赶考的举子出征的兵”那句古话吧,大概这两类人只要出去再回来,必已发达,算是衣锦还乡,炫耀一番在所难免。发展到现在,恐怕又要加了告知大家我必有前途请多加照应日后必有回报的意思。

  由于我的决定,我父亲当然不会请客,但还是要我妈把我把我的决定给撒了出去。于是,见了面,村里人难免要对我扼腕叹息一番,仿佛我今生就要白白地断送了似地。抵不过人人都这样说,我原本咬牙切齿的决定竟有些松动。

  这时候,或许因为得知了我将成为他治下的顺民,村里的第一人召见了我。

  由于“召见”两个字让我甚为反感,尽管他的态度十分友好,谈话还是从一开始就透着浓重的抵触情绪,虽然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观察:先给出结论,再作深入分析,最后又重点强调,而且这种强调恰到好处又不显得多余。这是我跟第一人首次谈话便得出的结论,此后我发现不少优秀的领导人都有这种说话习惯。

  他说,我支持你的决定。顿了顿,显然是在给我留出对他的意见有所思考的时间以提高谈话的效果,才又感叹道,社会已发展到了今天这一步,人,要想有所作为,观念就不能一成不变。其实,在我们农村,并不缺少创业的机会。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居然跟我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有着如此惊人相似的观念!这样的谈话,若是被竭力反对我留村却又说不出多少道理而且固执倔强而且同样无法改变现实的我父亲听见,必然会怒不可遏,大骂疯子不止。

  而此时的我,却如沐春风,居然发现,他远非村里人传言的那样可恶,原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慈祥的没有多大架子又不缺少真知灼见的当了多少年领导人的农村小老头。

  接着,他便从自己的角度讲了咱们刚才所讲,最后针对我决定发展反季节大棚的事儿又重点强调道,其实,从县里到乡里到村里,关于结构调整的探索,我们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债台高筑,还死过人。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无论干什么都一刀切,一哄而上,错过了,再重来,不仅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而且每逢此时,就会头脑发热,排斥所有与之无关的决定、做法,所以又总是一哄而散。

  细想想,一哄而上而散的态度和做法都是不科学的,或许农村的结构调整必然要经过一个各种模式百花齐放共同发展的阶段,最后经过你们生物学的所学的叫什么自然选择的过程,逐步由适合我们村发展的那种模式而取代其他的模式。这可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但最终还是能够实现的。

  话又说回来了,也只有符合这个现实的模式才是真正有效的模式。这么多年来,我们发展了,也走了弯路,但这怨不得哪个人,象我们村干部,常常是身不由己的,乡长、县长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没有办法,当时就是那样的形势。头脑发热了,不顾一切了,都是形势逼的,怨不得人。

  但,有一点儿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的愿望没错——尽量地缩短成功的时间,当然也犯了错误。说完这些话,他的神色有点儿颓废,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

  5

  虽然我因为他支持了我的决定而对他的看法大有改观,但我实在不相信这是一个农村支书,一个不显山露水,甚至常常对老百姓有凶巴巴表现的农村支书所能说出来的话,尽管他难免有在我这个大学生面前故意显摆的嫌疑,但没有长期的实践,即使背书也不会有如此真挚的感情搀杂其中,这些话,越咂摸越觉回味无穷,毫无疑问地,这些话让我更加坚定了,并且被作为原则长期坚持。

  应该说,他是真心支持我的,不仅在语言上,作为对我行动上的支持,他派人到我家为我和他的女儿夏雨提亲。

  关于这一点儿,前面已有详细讲述,便不再啰嗦,只说我的反季节大棚很快就遭遇了困境,虽说思想上已有所准备,但这几乎耗尽了我父亲原就不多的所有积蓄的当头一棒,仍难免让我惶惶然不知所措。

  人在这个时候往往最需要帮助,这里所说的帮助,不单纯是经济上的,哪怕一句话,甚至一个鼓励的眼神也足以让人感恩一生。

  他来了,带着我急需的二千元钱,虽然没有人告诉他,也没有人请他,他还是来了,而且没有一丝一毫的居高临下,完全是平等的态度。

  见我推辞,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背,一位长者,又象是我的知己,轻轻地说,不要推辞了,我知道你需要,但千万不要告诉你父亲,知道了,他会骂我的。

  此时,我父亲虽也在默默地帮我,但仍在反对我,更不允许我接受除了他之外的任何帮助,尽管他也知道他能够给我的帮助只是微不足道的。

  这也是他说这话和趁我父亲不在才到大棚找我的原因。所以,我虽一时间感动得不知说些什么,但为了避免遇到父亲的尴尬,我还是希望他尽快地离开,看看他,却没有要走的意思,于是便口气极冲地问了他十几个现在看来甚是幼稚的问题。这便是夏雨曾经提过的我们之间所谓的争吵。

  他没有立即回答我,而是认真思考起来,这让我的自尊得到了极大地满足,而且直到我有时间耐心地品够了这种多日来少有的满足,他才轻咳了一声,缓缓地说道,不要泄气,要坚持,人一生总会经历无数的挫折,这些挫折就是最好的老师。

  停了停,才又象最终下了决心似地继续说道,说句不中听的话,你还年轻,有许多事还不能算懂,其实,要做成一件事儿,单靠决心甚至能力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要人气,一种非要卧薪尝胆才能得来的东西,譬如你必须得首先做成一件让大家心服口服的事儿,当然,这需要甘受胯下之辱的勇气。

  于是,才有了我那段边到乡供销社打工赚钱边在村里搞大棚赔钱的五年的艰苦经历,再加上阿惠,也才有了我的后来。

  关于这段经历,我从未向人提起过,所以村里人才会为了反对刘老蔫儿而拥护我做了村支书。

  村里人讲究,人都是有运的:当官需要官运,经商需要财运,说媳妇需要有桃花运……一切需要运。众多的运中,官运最紧要,因为只有有官运的人才能当官,而这个人一旦当了官,就不再是个人的事儿,直接关乎着全村的运,也就是说,官运即村运。

  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似乎必须与刘老蔫儿决裂并坚决斗争,因为刘老蔫儿的官运已过,不如此容易触了霉头。

  事实却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我不仅自己不积极地斗争,反而以辞职作威胁要求他们也不斗争,尤其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我在完成市场建设的同时,居然象老蔫儿一样去鼓捣企业,而且都是老蔫儿时代的那些垃圾企业。按照他们的说法,要不是我运好见机快,指不定要落个老蔫儿那样的下场。无稽之谈。

  何以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响呢?当时的现实是,厂房破败,荒草满院,设备无异于一堆废铁。自觉立稳脚跟之后,自然便要把解决这些被村里人称之为老蔫儿霉运的厂子摆上议事日程。

  当时,关于这些厂子的解决,我一时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村两委会刚开始就显得混乱,众说纷纭,却无一条合我意的意见,而且研究办法出主意的少,渐渐地又转向了对刘老蔫儿所谓罪行的讨伐。

  如此三番,自不会有啥结果。最后,会计说,干脆当废物卖掉算了。就是嘛,原本就是一堆废物嘛。他的意见迅速得到了两委们的响应,这让我非常反感。

  民主?有时候就是不能讲民主。或许我原就不是一个民主的人,会计这个令我反感的意见让我当即就作出了由集体重新发展的决定,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要如何去重新发展。

  事实上,我的权威得到了充分体现和认可,尽管在最后表决通过时大家都举了手,但我知道那是勉强的,甚至是激烈反对的。

  事后,会计一副完全为我好的神色找我谈便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儿。他总喜欢这样,或许这也是他能够持久得到刘老蔫儿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我不喜欢这样的作派,便责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再会上说?

  他说,有许多话在会上是不便于说的。

  我说,都是为了工作,有什么不好说?

  他显然没有料到自己会热脸碰到冷屁股,一脸地沮丧。

  这种人就是不能给他好脸色,一旦有了好脸色,他就能飞到天上去:现在的会上,他是反对刘老蔫儿最激烈最坚决的人;当初办厂时,他是拥护刘老蔫儿最急的人,差一点儿没喊出“刘老蔫儿万岁”,难怪村里人送他外号叫“太监”。咳,可别说,那一刻,我觉得他确是一脸太监相,甚是厌恶。

  决定了的事儿,就要去办,而且必须办好。这是我当时奉行的信条。但这种凭一时激愤做出的决定终究有点儿玄,或许果如村里人所说,我的运好,这些企业居然被我重又启动起来,尤其是条编厂当年就见了效益。

  其实,并非我的运好,而是有四个条件成就了我:一是这些小厂的设备居然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据说,刘老蔫儿即使在当支书的后期也经常去保养这些设备,他始终相信这些厂子还能再活起来;二是凡企业都有高峰与低谷,高峰期偏偏让我给碰上了;三是有刘老蔫儿创下的关系网络和经验教训;四是我适时对这些厂子产品的样式和性能进行了革新,譬如条编厂,不再生产粪筐子,而改做工艺品,很快就打开了市场,至今目标市场已重点锁定在了国外。

  这些条件当然非一般百姓所能看到,说实话,当时连我也没有想到。企业的成功启动,自然又为我争得了一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不仅如此,也为我之后做出更加令村里人无法想到的决定奠定了基础。

  这个决定,便是趁赢利正旺时卖掉企业。之所以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主要是想把村集体从这些想管却又管不好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腾出精力去搞招商引资。

  那时,我认为,要彻底解决好农村问题,必须首先建立一套工农商优势互补的体制,而这个体制的核心便是能够消化、吸收和解决我们村农产品的工商龙头企业,靠工商龙头企业的技术和市场优势来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而不是靠抓一个或几个企业来赚看起来也不算少的钱。要实现这一目标,仅凭我们村甚至我们镇的钱显然是不可能的,必须要靠外资,尤其是那些有发展前景的朝阳企业。

  当然,这个目标的本身就不如赚几个钱那样实在,那样容易让人看到效果,反而常常给人以出力给别人做嫁衣裳甚至是损己利人的印象,因为少有人能够从长远来看。所以,由于担心那些无休无止地争论,我的这个决定绕过了村两委和村族长会议,难怪村里人都说我的作派越来越象刘老蔫儿,那样独断专横。

  至于这一点儿,连我自己也意识到了,但我说不清自己想竭力抵触的刘老蔫儿何以会对自己的影响有这样深。因为夏雨?不可能。我们为夏雨所做的那点事儿,都是阿惠安排的。至于我和夏雨的结合,则是后来的事儿,而且至今也无法达到我和阿惠之间那样的和谐,显然与此无关。

  且略去碎话,再说我落实决定同样是麻利的,待村里人反应过来,我已与承购者签订了转让合同。

  对于这种极端不民主的行为,果如我所料,村内舆论哗然,反对声一片,而且必然地关于我有不良行为的传言也应运而生。

  不仅如此,面对既成的事实,连乡长也大为光火,但乡里的调查组对传言查无实据,也只有不了了之。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做的也确有过火的地方,恰如乡长所说,没有研究、没有报批、没有经过必要的投标程序,这应该算是我的失误。

  但当时,我有我的想法,并力图说服自己。事实上,当时敢于买断企业的人并不多,而且要保证企业的发展,必须选择一个真正的行家,我顽固地认为,决不能因为卖掉而导致企业的再度失利。所以,只要选准了行家,我宁肯给予更多的优惠,如此更不能公开投标。

  后来的实践证明,正是因为选准了行家,企业才保持了如此长时间的发展。

  要说主观原因,便是我那时经常涌起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我认定出于对眼前利益的贪图,企业拍卖行为必然会遭到反对。人原本就这样,处于怎样的位置便考虑怎样的事儿,不同的位置不可能有相同的境界和层次。

  然而,这一次却象我出乎村里人意料之外一样,村里人同样让我出乎意料:在此后我不得不举行的检讨会上,待我公布了事情的真相之后,虽仍有少数人反对,多数人还是支持了我,尤其是在他们提出了不少关于企业拍卖的更好建议后,连我坚持认定他们迫于既成事实的压力才不得不承认的想法也产生了动摇,或许他们并非我想象中的那样狭隘。

  看来,在农村几乎没有不可以商量的事儿,唯独地的问题不能商量,连我也这样认为。但龙头企业的建设必须要地,在这里我们不去关注招商引资的艰辛,而是地。十几家龙头企业落户我们村的事实终于改变了我的想法,而且让我的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升华。

  思想的升华往往来自于火辣辣的生活,而非简单的空洞说教。——只要肯商量,而且商量的方式方法运用得当,农民是肯牺牲的,连地这样不可以商量的问题也最终得到了解决。

  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事实:在花样繁多的农产品不再担心剧烈市场波动的同时,因为少地而限制发展的矛盾也日渐突出出来。尖锐的矛盾往往孕含着不稳定,“不患不均就怕不公”,刘阿龙他们的上访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讲述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但由于前段我们村又出现了问题,所以必须在这里再交代一番——

  我的继任者阿虎,非帅才,凡事总要跟我商量之后才能去办,在职期间没多大作为,所以只能算作过渡。

  过渡有时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必须维持好原先的局面,而倘若能力不到,即使维持局面也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尤其可贵的是,待阿龙接替他后,他仍能在村里任职,而且象支持我一样地支持阿龙,他便是这样不计名利的人。

  天底下的帅才并不多,更多的还是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天底下的人都成了帅才,那肯定同样是不可想象的。——两头个头差不多的驴栓到一起尚且相互踢咬,更何况是人呢。

  应该说,这算是我们村的幸运,不仅没因交替而乱起来,而且让阿龙成功地实施了与周围五个村庄的合并,让村庄的概念进一步扩大,从而解决了土地对发展的制约而让发展具有了充足的后劲。

  且勿需列举更多的具体事例,仅这一件事就足以证明他的帅才。要知道,村庄的合并终究不同于乡镇的合并,单是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就足以让任何人都疲惫不堪,虽然经济的发展已经使之逐步淡化,虽然我们村优厚的福利待遇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同样需要放大的眼界、胆识和巧妙的应对。

  或许早在落实我们的新村规划时,他就萌生了这样的念头,因为他请省里的专家规划设计了足足可以容纳五个村村民宽敞居住的住宅区。

  之后,他又利用了越来越多的邻村人到我们村打工的现实:只要到我们村打工满五年,就可以低价分到一栋丝毫不亚于城里人居住的楼房,到村庄合并时,已有三分之二的并村户住进了我们的新村,另外的三分之一也正在为此努力着,应该说,波澜不惊中并村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当然,这里面也有个个人威信问题,显然只有当村庄的巨大发展真正得到了村里人认可的时候,阿龙才能具有了不被人理解却不被横加干涉的威信。

  ——对于阿龙的做法,村里人显然没有百分之百地通过。不过,大家都相信这样的事实:为村庄,阿龙是繁忙的,似乎不应该再为他添乱,至少我们应该相信他,更何况要见到他也不是件易事,肯定还是为了大家。

  事实上,忙也是事实,但也不尽忙,据阿龙自己说,那样的话,人还不如死了。事实是,他自接手后,就采取了这种距离感的政策,很少去接触越过层级的人,除非有特别的需要。很佩服他的这种实际上只有在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采取的政策,看得出来,他很为之自豪,说大部分时间都是他的影响在指挥。

  我不敢断定到底是不是他的这种政策出现了问题,反正村里出了问题是铁定的事实,因为乡里的书记找到了我,非要我再回村去做书记。

  象我们这种村,在全县并不多见,所以乡里对班子的调整常常是慎重的,要不是发生了大问题,乡里的书记绝不会这样火烧火燎的。

  不了解事情真相之前,我不会轻易地答应。我不答应,书记就缠住不放。他是急性子,直至我答应决不袖手旁观才算作罢。我当然不会袖手旁观,所以便格外关注事态的发展。

  6

  原来,刘阿龙被县纪委双规了,而且破例没有通过乡里,难怪书记会如此紧张。起因是直接写往省里的一封信,信上说刘阿龙在新村建设中以权谋私,没有通过招标就使用了他叔的建筑公司,而且收受了他叔的一百万元。

  说阿龙使用了他叔的建筑公司倒是真的,因为他叔的婚几经周折终没有离成,待他老丈人死了之后,女人失了依靠便贴心跟他叔,所以尽管公司的注册没变,但已是他叔说了算。

  要说阿龙收了他叔一百万,却是打死我也不肯信。凭我对阿龙的了解,他不是个金钱至上的人,而且从不沾人便宜。单是某一次他老婆因感叹邻居家的冬瓜个长得大便要了人家一个,却被他逼着给人家去送钱这一点,便足以支持我的观点。

  让我意料不到的是,刚一双规,刘阿龙便承认了一百万的事儿,而且理直气壮地解释说,这笔钱是他叔没有公开投标的代价,原是准备交给村委的,可实在太忙,过后就忘了。

  其实,关于这一百万,信里已讲得清清楚楚,确是存于他的家里。纪委的同志之所以会有此一问,那是因为乡里托的人起了作用,意图让他主动交待。

  一百万放到家里居然忘了,这样的解释没人会信,纪委的同志当然更不信,而我却信,因为我就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对于金钱没有特别嗜好的人,而且这笔钱他实实在在地没有动过,仍完整地原封不动存放于原处。

  所以,我便授意他老婆把钱交到了村里的会计处,尽管未来得及下账,但在纪委把他费了好大劲才想起来的存放处与信中所讲的同一存放处核对无误后到他家去取所谓的赃款时,款早已不在他的家中。

  纪委的同志感觉受了捉弄,甚为不满,决心追查到底,却终是查无实据,就发了一通火,以巨额资金不按时入账的错误给了他个开除党籍的处分。

  人算是放出来了,可支书却是不能再干了。因为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我不得不接受了书记的要求,重又暂时代理了村党委的书记。

  刘阿龙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村里的分工明确而又有条不紊,让我没费多大劲就稳定了村里的局面,所以我决定去找自打从里面出来就始终躲在家里不肯露面的他。

  此时,已是一个月之后,相

  信情绪该已稳定了下来。

  我的到来让他甚觉意外,先是愣了愣,继而便是满脸的愧疚,除了给我敬茶递烟之外,却是一句话也不说。

  我细心地注意到他敬茶递烟的动作确不十分熟练,让我自然而然地就联想到了关于他成功地做了六个村的党委书记之后便从不给人敬茶递烟的传言。

  这毕竟是一个变化,尽管是细微的,还是让我对他充满了信心。他不说话,他老婆却满腹委屈地跟我唠了起来,唠着眼里竟夹起了泪。

  她的话重复、絮叨且毫无次序,在这里不一一记录了,大意是说,自打嫁了他,就没跟着沾半点儿光,先是穷,待人家都好了,他却经常不回家,有哪个女人愿意找这样的男人?出了事,倒是在家了,却是一句话不说,就知道抽烟,一天三四包。

  说着,女人咳了起来,他屋里确烟味太足,透着浓浓的烟脂。你不知道,直到你来之前,这个没良心的才终于说了话,竟然要搬到别处去住。你说,现在有哪里会更好?

  听着女人唠叨,我注意到他的头发很乱,胡子也已明显有好长时间没有刮了,原本十分注重仪表的他现在就象一个囚犯,女人的话虽有些不着边际,但必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这让我又多了一份担心。

  这时候,他突然咳了一声,女人的话便嘎然而止,这充分向我展示了他在家里的威严。女人不说了,他却一副欲说还休的模样,似乎终于鼓起了勇气却只问了我一句没头没脑的“您真的还信我吗?”。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以给他鼓励,总算让他打开了话头。

  他说,这钱我确没有要私吞的意思。说着,他又眼盯着我,在探询我的看法,直到我点了头,他才又继续说了下去,收到这笔钱后,我原准备第二天就交给会计,但第二天突然有个谈判,天未亮我就出发了。在外面一呆就是二十多天,刚回来就出了事,奇怪。

  他当时还不知道这信是他的堂兄阿虎写的,难免要颇费猜测,遇事猜测也是人的天性。在这里,我们暂且把他的猜测押后再说,先说阿虎写信的事儿。

  就在我答应暂代村党委书记的第二天,阿虎就找到了我,说信是他写的。我知道阿虎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但要论他居然做到了这一步却让我没有想到,便睁大了眼睛盯了他半天才问,为什么?

  他说,我就是要给他个教训,我顶看不惯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咳,不想却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他显已悔恨交加,我不想多责备他,其实我也没有责备他的理由,但我还是问了一句,难道我便不这样?

  他认真地想了想,说,你也是,但不一样,至于怎么个不一样,我也说不清。

  我又问,为什么非要捅到省里?

  他说,劝又劝不听,去县里乡里多次,可县里乡里都护着他,只能去省里了。

  我无心去纠缠这些是是非非,便问阿虎,阿龙就不能再干下去?

  阿虎说,只要他改掉了那些臭毛病,仍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仍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关于这些,我自不能告诉阿龙,但他已明显感觉到了我的走神,又给我递了一根烟,帮我点上,才继续开始他的猜测。

  必是因为那事——在他出事前村里逐渐兴起了赌博和迷信风,作为村党委书记,阿龙绝不能坐视不理,因为赌博已经害得张家的后生离了婚,离了婚后婆婆想不开,吞了农药自尽,幸亏抢救的及时才得以幸免。在我们村,迷信总是与赌博相连,二者似乎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象一对孪生兄弟。受了迷信蛊惑的老太,活过来之后不思是现代医药救了她,反以为是自己命不该绝。从那以后,得了病便拒绝救治,终抛下了不到三岁的孙女而去。

  张家后生,不到四十岁,居然也象他娘那样,认为自己逢赌必输命该如此。但追求好命是每个人都有的愿望,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竟找一算命先生给算了算,说闺女就是他的克星,离了闺女,就能逢赌必赢。小子也是输红了眼,丧心病狂,居然真的把闺女投了井,当晚去赌,照样输,待把家里的房子输出去之后,已是悔之晚矣,也投了孩子的那个井。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阿龙与公安一起对两种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理所当然地便要抓一批罚一批。在此基础上,阿龙在村里建立了暗哨,随时发现随时解决。按照阿龙的想法,只要严打严管,正终能压邪。从此以后,类似这样的公开活动倒是没有了,代之而来的却是关于阿龙是刽子手之类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极尽人格攻击之能事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居然有不明真相的群众支持他们。

  检讨阿龙的做法,确也有过火的地方,为了禁赌,他居然强制清理了没收了村里所有的麻将,只要玩,不管是否赌钱,都被他视为异端。他认为,这是村规民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严打,因为那一阵子,他家的门常在夜间被敲响,出来看看却没人。

  有人便劝他去找人算算到底是否是鬼缠身,说得甚是恐怖。阿龙偏不信邪,自不能去找,反而认为这是异端示弱的标志,所以就决定首先抓住这个敲门者。

  终于有一天被他抓到了,居然是邻居李家的后生在捣鬼。阿龙毫不客气地把他交到了乡派出所,这小子居然信邪教,没几个回合就交待出了一窝。

  村里终于稳定了些,却是与李家结了怨,因为李家的后生被判了刑。如此小题大做!显是同情李家的人当然就不能理解,便议论纷纷。

  见明的斗不过阿龙,这帮人就组织上访专挑阿龙的毛病,结果自然是查无实据,至后来阿龙干脆不理了,连乡里也对这帮人产生了反感,但这些人仍在不停地闹,还是给阿龙造成了一些坏影响。

  人的思维就是这样怪,遇到问题首先便会想到自己的对立面,基于这样的现实,阿龙自然首先想到了他们,可想想又不象,因为他们压根不知道钱的事儿,难道是内部出了问题不成?

  阿龙正欲再猜下去,我却灵感突现,便打断了他。

  我的不少灵感都是在与人谈话的时候产生的,因为这时候的思维最活跃,常常会因为受到对方的某句话或某个表情的刺激而让人经常会遇到的思维阻滞问题一下子豁然贯通,长时间思考的不系统的片断突然间神奇地连到了一块,便是灵感。所以,我最喜欢跟人漫无边际地闲聊。

  有的人便认为这是对时间的浪费,其实,这是不对的。而且无疑地,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情都是愉快的。这里所讲的,或许只是一种特例,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但我当时,确已兴奋不已,嚷道,农民教育问题,对,农民教育问题!确被我们长期忽视了。这不单是你的责任,也有我的责任,还有刘老蔫儿。

  之所以说阿龙有帅才,除了个人能力之外,便是他总能从大局考虑问题。我的情绪明显感染了他,他没有再猜下去,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道,对,我们原先以为只要让农民先富起来,思想自然就会跟进。其实,这是错误的。对于迷信和赌博,单靠打压是远远不够的。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教育农民,让农民自己起来反对它们。

  之后,我们又对方法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一致认为,要在继续加快发展的同时,丰富村里人的文化生活,用先进的文化来占据村里人酒足饭饱后的大脑空间。

  由于在根本性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我们的谈话变得轻松愉快起来,以致于阿龙他老婆既惊且喜又莫名其妙起来。待女人过来给我们续水时,阿龙才回到了现实,脸色渐渐地又暗淡了下来,忧忧地说道,可惜已经晚了,我还是决定迁到外面去,做一点小买卖。

  他是不想走的,我当然也不愿他走,便忙说道,你不能走,我自有安排。

  他一时没听明白我的含意,两眼茫然地瞅着我静待下文,而我却用力抓住了他的双手,没有说话,只用力点了点头,手上不自觉地加了力。男人之间,有时候是不需要语言的,我分明感觉到他的手在不停地抖。

  迟滞的思路一旦打开,第二天,我就宣布了一个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决定:仍由刘阿龙负责主持村里的全面工作。

  这个决定,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包括党委内部的不少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个决定对刘阿龙太宽厚了,不足以起到惩戒的作用。

  但我认为,这是他们不了解内幕的结果,而且刘阿龙的支书职务虽被免去了,但他的村委会主任的职务却没有免,他完全有主持工作的资格。由于我的坚持,这个决定还是获得了通过。

  说起来,我也是有私心的,因为我同时也让刘阿虎做了他的助理,其中也包含了对他的不信任,希望通过阿虎来制约他,并通过制约与反制约来消除两人之间的隔阂。

  果然不负众望,两个人都可称得上汉子:一年之后,阿虎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从而解除了阿龙的猜测;而经历过此番周折,阿龙也成熟了许多,如此的结果虽让他吃惊不已,但他只是狠狠地擂了阿虎一拳,便哈哈大笑,然后两个人就把手紧紧地攥到了一起。

  结果是,不仅那天我们商议的问题得到了全面落实,他还编了不少的口号。

  前面的讲述中曾提及,编口号不是他的专利,而是刘老蔫儿那个年代的创造,只是内容不同了。无疑地,这些口号因为既简便易记又内容充实,具有强烈的鼓动性。譬如“不信天地鬼神,只靠勤劳致富”“和谐不是空话”“发展要科学”等等。此时,已不再有人追问这是谁谁的口号,只要有利,就要传唱下去。

  之后,见时机成熟,他又制定了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早晨出操制度。这个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明显相违背的制度居然没有人公开反对,而且都参加了,偶尔的一二逃懒者,也会因为村党委的公示和大家的热情而自觉羞惭。

  自此,停了多年的村电台重又开播了,每天早五点的大喇叭成了我们村的一道风景。

  而后更是花样翻新,队列比赛、广播体操比赛、跳绳比赛等一系列的过去只有在城里才能看到的比赛便经常出现在村里自办的简报上。

  当然,自办报纸也是我们的创新。实践证明,这些创新不仅没有影响到我们村的发展,反而让它的脚步更坚定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阿龙又正式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此时的他,似乎比过去更加成熟了,就象我们村的发展。

  说到这里,农村小老头结束了自己的讲述,虽略显疲惫,脸上却溢着自得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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