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成书于1908年，到今年刚好是一百年。百年来的寂寥悲戚，早已在远去的风中飘散无踪。再读此书，好似夜听花落，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静静的感受那一份无声的悲喜。
《人间词话》诚为古典文艺美学巨著，但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一部词评书来读。读《人间词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读王国维。他的学识和才华奠定了评论的基础，他的性格和价值取向却决定了评论的方向。王国维最注重的是真，他本人也是一位诗人，最终他不肯违背自己内心的真而选择了结束结束自己的生命和毕生的理想。书中好词佳作的深情婉致亦让人心灵震颤，我们在读王国维的同时，也是在品读其中掩藏不住的那一缕缕久远的幽香。
本书将对《人间词话》手稿本一百二十七条逐一点评，另外加入补遗，主要评说王国维对历代词人的看法和他的其他词论。
《人间词话》被很多人奉为古典文学批评里程碑式的作品，对古典文艺美学有极深刻的影响。但评论《人间词话》的意义并不是本书的写作目的。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也就是能和大家一起读一本还原成词评的《人间词话》，了解一个有性格有才华的王国维。应该说，一个真实的人，比一个被高高捧在华丽光环中看不甚真切的文化偶像更让人尊敬。
解读这本词话之前，还是先聊聊老王吧。书如其人，这话一点都没错。
有句话说，古往今来中国三大天才死于水，其一屈原，其二李白，其三王国维。这话传播甚广，影响甚深，也为《人间词话》赢得了无数关注的目光。但事实上，这话有些言过其实了。屈李王三人不是同行，看看静安兄的诗词，再看看屈李二位的哲学历史学上的成就，应该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王国维是天才，应该也算得上一个，但是屈李二位在中国古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巅峰之上的巅峰，天才之中的天才。正所谓说起楚辞，必颂离骚；说起唐诗，必称太白。而楚辞和唐诗，几乎可以说代表了几千年中华文学的渊源和鼎盛。不可否认，王老先生足够优秀，但把这么大顶帽子生生的扣在老王头上，还是嫌有些大了。公平的说，把王国维当作一个中国古典文化结束的强音，应该更合适一点。
对王国维来说，写文学评论应该还算不得是他的主业，《人间词话》看起来更像是茶余饭后的随笔。静安兄的古文功夫可以说炉火纯青。他是当年逊帝溥仪封的南书房行走，还赏著在紫禁城骑马。这要是在康乾时期，那可不得了，策马上朝，何等的威风。清代才子仿佛只有清初朱彝尊才享有此殊荣。老朱当年五十一岁布衣入选博学鸿词科会试，被招入南书房，赐紫禁城骑马。于是乎老朱兴奋之余写了首《恩赐禁中骑马》：鱼钥千门启，龙楼一道通。趋翔人不易，行走马偏工。鞭拂宫鸦影，衣香苑柳风。薄游思贱日，足茧万山中。好歹他伯父朱茂晖也是明末复社成员，为国家危亡忧心劳力，老朱怎么就不学学同为大儒的顾炎武、吕留良拒绝清廷征召呢？当然了，到了那个年头，所谓著在紫禁城骑马真正的赏赐不可能是高头大马了，估摸着也就是一个小马鞭。那阵子溥仪早已退位多时，也没多少钱，估计买的还是地摊货，可真委屈老王了。老朱后来可是担任廷试读卷官，想来王国维的地位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当时如果溥仪当时能重开科考，出古文试题十有**要找他的。
《人间词话》妙语连珠，不落窠臼，对诗词看法深刻独到，但他对词人的看法却不尽公允。在我们看看老王如何点评千古名句，如何点评历代词人之前，先来了解了解他的生平吧。他的观点和他的性格以及所处的历史环境委实有莫大的关系。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德祯，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又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他4岁丧母，父亲王乃誉是商人，经常出门经商，对子女教育也甚严。因此王国维自小养成孤僻的性格。
王国维出身书香门第，但并不热衷于科举，他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不中之后更加倾向于新学。1898年甲午战争后他到上海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当书记校对，同时加入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用业余时间师从藤田丰八等学习日文及理化等课程。此时王国维开始接触到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并开始萌生了对相关著作的浓厚兴趣。罗振玉很欣赏王国维的才学，于是在经济上帮助他，留他在东文书社当庶务。二人由此结下深谊。1901年他在罗振玉资助下赴日留学，后不久因病回国。1903年他出任南通师范学堂教员，1904年任江苏师范学堂教员，讲授心理学、伦理学及社会学，此时他开始阅读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著作，对其学术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06年，罗振玉去北京在学部做官。王国维随之入京，任学部总务司行走，次年改任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调等职务。他对叔本华、康德、尼采哲学颇有兴趣，在《教育世界》发表过一批哲学论文，介绍德国哲学，又从事词和戏曲的研究。1908年《人间词话》问世，1912年《宋元戏曲考》问世。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逃到日本居住。罗振玉对他说：现在世变很激烈，士欲可为，舍返经信古未由也。王国维听了罗振玉的劝告，便尽弃前学，专治经史。他运用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所藏经史、古器物、甲骨文、流沙坠简等，经过研究写出一批学术论文。1916年他回到上海，应犹太巨商哈同之聘，为《学术丛编》杂志编辑，后又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他仍从事甲骨文和古史考证，和沈曾植等研讨学术，关系密切。1923年他召为南书房行走，为已废的清室皇帝溥仪当先生。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王老先生认为这是大辱，悲愤之中欲以死勤王，结果在家人严密监视下未遂。1927年，北伐军即将进军华北，北洋军阀即将崩溃，老王恢复帝制的最后希望破灭。这时候老王终于在留下那句著名的遗言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后，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正应了葛洛夫的那句话：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老王就是这么一个只认死理脑筋不拐弯的人。说句老实话，也只有老王这样执著的人才真的是块研究国学和史学的料。前面说他不能与屈李二位齐名不假，但是尊称他老人家一声大师那还是不过分的。王国维的一生刚好经历了清王朝的覆灭。他是个恪守传统、拒绝革新的人，他不能理解革命，亦幻想着清廷能够复辟成功，可惜他的愿望一一破灭。老王至死也没有剪掉他的辫子，这在当时是少见的。中国最后一个传统士大夫苍老而悲凉的背影，在一汪碧蓝如玉的湖水中，渐渐的沉没、消失，永不再现。王国维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中国的古文明已经步入迟暮之年，再也经不起西方列强的摧残和国内革命浪潮的冲击，走向了彻底的没落。
《人间词话》才情高绝，但一些观点却失之偏颇。老王对历代名词和词人的种种看法，不仅仅源于他深厚的古诗文功底和卓然的才华，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王老先生的这种固执、保守而又带着些偏激的性格。<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