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部分 奇缘记》 12
12招待所里的一场恶斗
说起夏莲，高觉便回想起毕业分配那些时日，他脸上常常挂着的笑意顿失，竟又叹了一口气，给婉岭叙述自己那时的往事和感受。
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大学生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是家长最头疼的时候。国家刚取消统一分配工作的那会儿，很是让一些家长想不通，他们希望包办代替，觉得这样保险，尤其是那些农村学生的家长更是如此。一说起分配来，那些家长们，就感慨，“你们那时候多好啊，国家包分配，现在你看，还要自己找工作呢，找不到咋办呢。”
想到这儿，高觉便想到眼前的婉岭，应该说她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还是个不安定。
不过，高觉又很可怜这些家长们，他们总是希望包办代替，总想拿着自由换保险。他有时就觉得，其实是那些孩子懒惰，总想找个依傍，总想找个靠山，然后靠到别人身上，自己不奋斗，轻松过日子，他们根本就不理解服从分配和自由选择之间的鸿沟对个人的发展影响有多大，他们宁愿由别人决定他们的命运，由别人驾驭着他们、控制着他们，他们的心才会落到肚子里。
每每想到这些，高觉都会不自觉地摇摇头，他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认为，自由选择与服从分配相比，更能发挥个人的潜在能量，具有更广阔的施展才华的余地，至少能将自己的喜好更多的与工作结合起来。这不就是今天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嘛。服从分配则不然，一旦工作不适合自己，或自己不适合于工作，或干脆就两不适宜，那对一个人的影响就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情了，很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了。
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毕业生，毕业分配使高觉感到，他们那时候就是一个土块往那儿一拨弄，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往那儿一点，就了事啦，那有什么选择的自由，更谈不上以人为本了。你有什么想法、希翼、企图，那都是匪夷所思不可思议的事情，都会以不服从分配或者觉悟不高给于严厉的批评的，甚至以不予分配工作作为惩罚手段，个人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当然，你如果有什么背景的话那是另一回事。
高觉记得6月底他就从学校出来了，7月初就到了格尔木，赶8月也就进了西藏。8月份的雪域高原，秋风萧瑟。各地援藏的大学生都住在L市招待所，大家象早就熟识的样子，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不管是不是同学，凑在一起玩牌、聊天、耍闹、逛街，等待着接受单位接他们回去，真是一派欢天喜地的景象。然而，其乐融融的欢畅的外表，并不能掩盖潜伏着的躁动不安，这种情绪悄悄地在那一群内地来的学生中间弥漫延展着。
终于东北来的两个学生撕开了躁动的口子。这两个学生，一个高挑个儿，浓眉大眼，操着浓烈的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语速极快，他总是埋怨区教育厅不讲信用，没有按答应的条件分配他的工作。与他形影不离的是一个低个同学，身材消瘦，不多说话，两人形成对比。一天，他们突然不辞而别。按区教育厅的说法是逃跑了。教育厅的人要格尔木那边迅速拦截，决不能让他们跑了。
很快，又有两名已经报到并上班的学生跑到邻近的W省城去了。同学们戏称是战略转移。
也就在这个时候，传来H省来的四个学生自己联系到L市军区的消息。
高觉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们曾在格尔木休整过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带队的把他们的档案交给区教育厅接队的人员，先行进藏，等到他们来到L市，木已成舟，谁在什么地方早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要改变，就是改派，这就需要正当的理由，无形中多了一道障碍。同学们因此而产生了很大的怨气。不过，带队的已经返回内地。于是，同学们便把怨气撒到一个不与大家同行，独自个先一步到达L市的同学身上。
那是一个暖洋洋的下午，有七、八个同学聚在一个房间里，策划着如何质问那个单独到L市的同学，是如何破坏大家的分配的。最后，他们决定由一个大家公认的也是自认为工作安排受到冲击最大的同学出面对质，其他人协助，并且在对质完后要采取暴力手段，给对方以真正的彻底的完完全全的一个打击和教训。
也就是十多分钟的样子，这几个同学便回到原来的房间里。那个担当重任的同学负伤而归，脸上带着明显的青肿印迹，手上也有一道血迹。两个主持策划这件事的同学埋怨他动作不够利落，好在人多，还没有吃多大亏，把对方打爬在了地上。其他人也发了发感慨，随后便散了。
这件事就发生在高觉的眼皮子底下。他当时就躺在自己的床铺上，饶有兴致地听着他们的讨论决定。他本想阻止他们，但心里清楚这是一只快要吹爆的气球，总是要找个泄气的地方的，那种情势下，是不可能阻止得了的。再说，他们的年龄，有的要比他大好几岁，他不能保证自己的劝说能起作用。因为在学生时代，年龄大，往往就意味着权威性也强。当班干部的同学，十有八九是班里面的大龄学生，即使他们并不怎么出类拔萃。既然如此，干脆就任其自然发展吧。
当然，高觉也没有参与。那几个同学临出门的时候，其中一个主事的同学见他躺在床上没起来，就问：“你不去吗？”
“这么多人，收拾一个人，够了。我就不去啦。”高觉笑着答道。
那种事情他是不会参与的。他并不反对在有些时候使用暴力，他是觉得他们实在是发泄错了对象。那个同学真的做了什么伤害大家的事吗？他有这样的能耐吗？
高觉不喜欢这种窝里斗的现象，他不喜欢当老大，不喜欢内部竞争，他倒更希望利益均沾，好处共享。因而，他常常是躲避竞争，或者说是斗争，他把更多的精力、时间、心思花在外部，希望从别的地方争取到自己所欲求的更好的东西。
就在同学互殴这件事情发生的前半个小时，高觉找过区教育厅的一个副厅长。那人分管大学生分配工作，又是一个省的老乡，他想他可能会帮帮忙，给他改派一下，因为他不想去教学。在他的骨子里，对当教师天生就有一种厌恶感。虽然，他也很尊敬他的老师，对个别的老师甚至很钦佩。不过，这个老乡却给了他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他说：“刚来就提要求，别给大学生脸上抹黑。”
高觉看看他的脸，那张脸实在是黑，不抹也够黑的啦。心里这样想着，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便笑笑，退了出来。
走在路上，高觉感觉自己刚才脸上的笑意似乎还没有退下去，好像僵在脸上一般，便用手狠狠地搓了一把脸，他想，那种笑实在是一种无奈，自己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的干干的笑。及至等到后来，他发觉那种笑其实是一种很无奈的谄媚的笑，心想你不是老大，就得这样老是低着身架，唯唯诺诺。高觉一路上胡乱想着，心不在焉地走在大街上。回到招待所，就碰上几个同学内讧的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那是负责分配的老大们造成的问题，怪那个同学又有什么用呢。
首次工作安排对一个人的前途或者说以后的发展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从那时起，高觉对自由选择工作就已经心向往之。后来没几年就真的实行改革，大学生就是自己去选择工作啦。然而，对他来说，所有这一切已失去意义。
当然，高觉在那时并非一无所获。就在那几个同学商量着如何教训另一个同学的那天，一个同学告诉他，说是他的一个近老乡过来看他，要他没事了过去转转。就那样，高觉认识了夏莲。
夏莲在L市的邮电局工作，并不是很繁忙，因为是很近的老乡，高觉便常常去她那里闲坐，她也显得特别的热情、亲切。一天，她告诉他，有什么事尽管说，在L市她还认识一些人。他那时正为不想下去教学的事烦恼，便说出自己的想法，请她找找熟人，看能不能帮忙改派一下。她痛快地答应下来，并让他次日过来找她。
第二天，高觉见了夏莲，她带他去见她的一个同事，也是老乡。这个老乡前一日有事不在，所以夏莲第二天才带他见了她。
她叫张玉梅，父亲在区政府担任副秘书长。
夏莲简单地给高觉和张玉梅介绍过，就说明找她的意思。张玉梅也很干脆，让高觉稍等一下，说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毕，就带他回去，见她的父亲。
事有凑巧，那天高觉随着张玉梅刚回到她家住的小二层楼下，她的父亲就正好回来。又是一番简短的问讯后，三人便上到二楼的房间里坐下。张玉梅去厨房做饭，高觉便向秘书长说明来意，他痛快地答应下来，之后便又问了高觉关于同学们的情况，并问了一些老家以及学校的情况，随后留他一起吃了晚饭。
也许是机缘弄人，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个秘书长两次带高觉去见另一个副秘书长，是分管人事的，但两次都没能见到人。而此时区教育厅又在催促着下去报到，加上身上所带的钱已经用光，四处打游击吃饭，甚至跟着张玉梅在她家里也吃了不少次。混吃的日子总是让人心情很不舒畅，所以高觉就搭乘班车来到R市。不去则已，一到那儿，第一个感觉就是还是L市好，L市也就是区机关大院好，于是，过了不几日，高觉很快就又返回L市。
再次见到张玉梅父亲的时候，他问高觉这几天去哪儿了，并说秘书处分来两个学中文的，要他别着急，人越少越好办。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个时候，改派和分配是决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改派就相当于把已经签好的卖身契作废重来，比初次分配麻烦多了。
然而，高觉终究还是没有耐住性子，不几日，再次在教育厅的逼迫下（他们开始从招待所撵人），再次起程下去。但就在他还在下边的县招待所里闲住着，等待上班的时候，接到一封同学的来信，说他和另一个同学改派成功。当时在L市招待所一同等待改派的就他们三个人，从他下去到接到他的信，也就是不到二十天的样子，这让他自责不已。
这几乎成了他后来生活中相当懊悔的一件事，他会时不时地拿出来再刺痛一下自己本已很痛的心。以至后来他常常幻想，如果那次改派到区机关大院里工作，他的人生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自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遇到过在那样的位置上又肯帮助他的人。尤其是回到内地，但凡是个事，一个小小的股级干部都会让你领教有求于人的痛苦。由此他常想，人的一生，可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机缘，但是你真正能够把握住的，且可以扭转你的命运的机缘，其实就那么一次，抓住了，你的人生、你的命运是一种状态；错过了，你的人生、你的命运就是另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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