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章 惩治腐贪

  为官不廉，势必就贪。

  在古代的历代封建王朝，一直存在最大的一个问题，还不是经济问题，军事问题，更不是教育，文化，科技发展问题。

  而是整个吏治，它是否清明开朗廉洁奉公的问题，是否秉公执法，按照国家制定的法条治理天下的问题。

  贪污，是华夏历史上从春秋战国延续到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后系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问题。

  为人贪婪，作风腐化，因为它的存在，系从文明社会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

  古代中国，惩腐治贪是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

  所以我引用现代的人一种认识：从遥远的夏朝直到百年前的清代，为使国家统治能够有效地进行，缓和社会矛盾、清明吏治是封建统治者不断追求的目标。

  毕竟我们民生图发展，生活求出路，都依靠勤劳致富，不肃清这些赃官，社会不得安宁，经济不能正常发展，人民不可能生活得幸福。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在这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今天我国社会克服问题，具有相当的借鉴价值。

  王权上加强惩办贪官的法制建设，以法惩治，也是历来王朝建立自己的帝国基业，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

  那么前面历朝对问题的界定，是具体指官吏的事实行为，比如贪污、贿赂、生活腐化等等，属于行为上的诸多问题。

  它事实上侵蚀着统治阶级的肌体，海危及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对下激化社会矛盾，对上威胁王权统治。

  历代皇室家族为维护统治阶级的自身整体利益，法律的矛头很早就指向了它。

  在传说中国古代文明诞生的夏朝。

  皋陶造律，其中就有惩贪的法条。于是在《左传昭公十四年》中记载：“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墨刑就是当时对贪官所处的一种耻辱刑。也就是脸上刺字来作为羞辱和一种罪恶彰显。

  人类社会从古到今都是有组织的社会，在社会最终进入阶级社会后，其组织性势必越来越强。

  很多统治阶级为有效地控制社会，建立有效的管理模式，它必须建立起庞大的官僚队伍。

  在这个官僚队伍为其执行各领域部门的统治职能中，官吏是具体的实施者，这种性质，使官吏拥有普通社会民众所没有的权利。

  但在私有制下，其官吏的阶级本性，就有着利用自己的权力，掠夺社会财富为已有的事实倾向。

  所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原始的，根深蒂固的人类劣根性，它很难在面对大面积的财产资源时，不为其所惑。

  从统治阶级的本质来看，它就是靠压榨被统治阶级来维持其统治。但为了维护、巩固本阶级、阶层统治这一最高目标，从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出发，它也反对官吏贪污。

  所以，自从国家由此产生之后，上面的最高层就要求官吏廉洁守法，这是国家法律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就是为什么，惩腐之法很早就出现在王朝历代典籍中的原因。

  夏后而起的商王朝，对官吏守法作了明确规定。

  据《尚书伊训篇》所载，商朝统治者因此制定了官刑，以警戒百官。

  凡犯狂舞、酣歌、殉于货色、经常巡猎、侮圣言等“三风十罪”的，必须给以惩罚。

  这是我国有典籍可查的，属于最早的有系统、有针对性的惩腐法律。而且规定的处罚范围十分的明显，很有针对性。

  西周的《吕刑》对典狱官吏贪赃枉法、受财卖放，亦作了“五过之疵”的规定，即“惟官、惟反、惟货、惟内、惟亲”。

  其中，收受贿赂为“惟货”，接受左右亲信的委托，说情行私为“惟亲”。

  凡典狱官犯“五过”，治之者与罪犯同罪。

  这是我华夏民族的最早期法律，对贿赂犯罪的一种处罚规定。

  因此《礼记》、《周礼》中讲，周天子定期巡视诸侯，将官吏是否廉洁作为赏、罚的标准。

  这也是一种最早的属于监督制度，视察制度的体现。

  除了立法，还要监督视察，去民间走访，调查官吏的官风，品行。

  所以在它们考核官吏，就规定六个方面，它们都以“廉”字首。对“贪于饮食。冒于货贿”，“积财而不用，善夺人谷物”的诸侯、贵族，周天子“大刑用甲兵”掏其庙堂，夺其礼器，永远开除他们的贵族身份。

  由此可见，历代皇帝都是下决心，出重手，去治理下属中的贪官。

  战国时代，我国由此进入封建社会，封建官僚体系随之确立。

  在整个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运行当中，惩腐治贪之法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科学，而且很有针对性立法。

  在我国第一部封建的成文法典《法经》中，规定“承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重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

  当时对受贿罪的犯罪构成，给以数量的规定，同时，对封建文官最高品秩的垂相，作了保护性规定“垂相受贿，左右辅从官吏受死”这里体现出封建法律的等级性。

  它保护上层建筑，不维护下面利益。

  秦朝时，对赃吏不赦不肴。

  《云梦秦简》中有“私贷公钱与盗同法”，官匿民田，“按‘匿田’论罪”，“通一钱，为城旦”的记载。

  汉承秦律。《汉书刑法志》“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

  当时的汉文帝曾下诏，坐赃者不得为吏。安帝规定，赃吏子孙三世禁锢。

  汉律对官吏恐揭受赇，即索取贿赂，事实加重刑罚。《汉书武帝纪》“嗣葛魁侯戚坐缚家吏，恐揭受赇，弃市”。

  并且他们这样，将纪罪官吏的主观恶性程度，还作了区分。

  事实还有处罚后的连带效果子孙三世禁锢。

  可谓是警醒世人以为戒律。

  魏晋南北朝，魏律单独列《请赇律》，不再置于《盗律》中，另外还有《偿赃律》、《呵人受钱》令、《使者验贿》科，这写文字依据都是标志着对贪污，贿赂的法律规定越来越周密。

  晋朝，随着律学的逐渐发达，对贪赃受贿的概念有了更明确的解释：“货财之利，谒之赃”，“以罪名呵为受殊”，“输人呵受为留难。敛人财物积藏子官为檀赋”，等等。

  虽然这些针对官吏劣迹周密的规定，没有最终阻止当时晋朝贪腐的形态恶化，其对后世的治理亦有重大影响。

  这一时期，法律对惩腐的刑罚力度也大大加强，“罪不至死者，虽遇赦，仍禁锢终身，轻者二十年”。

  然后就是南北朝，“显祖诏诸监临之官所监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与者以从坐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