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

  自由从业者说，说起这个话题，兄弟们大概都不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吧：一个尚且不具备判别力的孩子，倘若总不听话，往往会被指责为坏孩子，只有那种对老师和家长肯言听计从的才会被公认为好孩子。

  而一旦成了人，尤其象我们这种有过一番经历的男子汉，倘若仍按孩子时期的标准来执行，常常会被人指责为耳朵软，这还是客气一点儿的话，说重了，人家甚至会以为你弱智不会判别是非好坏或者压根儿就是傻蛋一个，最起码也要说成毫无主见，毫无主见通常是没有出息无能的代名词。

  这便是“信”。很显然，“信”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要求的标准是不同的。

  孩子时代的信以“信和无条件服从为核心的听话”为美德，不需去耐心地回顾我们的孩子时代，因为倡导的东西往往恰已泛滥至无法控制的地步。

  也就是说，孩子的听话并非天生，而总是迫于压力或经不起诱惑，即使面对最可信的人，由于自制力和判别力较弱，必也要有一番因为信而听与不听的斗争，要不然为什么会有听话与不听话之分呢？这又是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这应该是最初的信。

  待成了人，具备了自制力和判别力，想要听话了，标准却又发生了逆转，而且因为标准不同而必然地导致的不同的环境的影响，自又不能太过听话，当然，孩子时代牢固的标准的阴影依然存在并发生着作用，这又是一对矛盾，却或许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的“信”。

  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下“听话”这个词。单从字面上看，“信”就不等于“听话”，而是听话的前提。

  按照我的理解，我们这个话题所要探讨的绝不是单纯的“信”与“听话”的关系，虽然这个关系必然地会是其至关重要的内容，但更多的还应该是“信”所明确指向的对象——人，而且不是孩子时代的那种单纯的“信”，而是步入社会之后面对日渐复杂的环境而逐步变化着的“信”。

  我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人，不要笑，如若不信，不妨自我检测一番，笑得最重的那个说不定还不止两面呢。

  这样的检测其实也简单，只需连续地问自己“我说过谎话吗？对自己最亲密的人也没有吗？我能以同样的心态跟无论是地位高于自己还是低于自己或者有求于人与人求于我的人说话吗？我能够一贯实事求是地说话吗？”这样几个问题，回答的结果就足以能够证明你是否“信”以及“信”的程度。

  这些问题回答起来应该不难，只要一个“是”或者“否”，但确不易说出口，说出口终究有伤颜面。

  不过，我们不需要说出口，只要在心里回答。说着，自由从业者故意停了下来，见大家都在默想着，便得意地笑。

  刚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结果已经有了，其实不需要说的，人的心理变化无论你如何掩饰总还是会通过形体表露出来，尤其是眼睛，眼睛是不会撒谎的。我猜想，结果必然都是否定的。

  他见大家果然都点了头，就加重了语气道，这说明我们的“信”确已出现了问题。既然我们不去信人，又如何非要别人去信己呢？或许这便是乡丁所说的自我防护吧，但绝对是一个恶性循环。

  果真存在这样的问题的话，既不需要自责，也没有必要紧张。这怨不得大家，怪就应该怪这个变化太快的世界——似乎一下子全变了，没有给人丝毫喘息的机会。

  人是需要思考的，思考的结果就是给自己一个有力的支撑。

  物质生活无疑是人追求的第一目标，已记不得哪位兄弟曾经说过，把人赖以活着的胃喂饱终究是人生的第一要事。物质生活无疑更丰富了，但当人获得了这一切之后却又发现，我不单单是为了这个呀。可为了什么呢，一时又说不清，因为世界已经多样化了，多样化得让人措手不及。

  这样说不等于说多样化不好，而且我们完全可以说只有变化着的世界才最精彩，但我们毕竟不是精英，只是一群俗人，俗人的标志便是总要迟滞于变化。

  正是因为这种多样化的变化和由变化而引起的人的内容的变化迅速地交织到了一起，才让人容易发生扭曲，非是单纯的人的品质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要有个正确的认识，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却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或许便是一个极正常的变化过程。很显然地，这个过程也不象有的人认为的那样悲观，应该是可以引导的。

  不过，在这里，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咬文嚼字地去过多地讨人嫌理论探讨，还是多说说自己为好，或许会有更多的感触。

  我自小就是个只有一根筋的家伙，由于学习成绩的原因，不少人都认为我傻，因为傻人都一根筋，但并不等于说一根筋的都是傻人。

  我所谓的“一根筋”，不过是仗义固执自以为认准了的事情就听不进任何的劝告易冲动，凡一根筋的人都这样：

  没有强烈的占有欲，而且豪爽洒脱，只要别人看好了自己的东西譬如最喜爱的玩具等尽可以放心拿去，从不斤斤计较或者贪图回报，有人就当作傻。

  这实际上仍是“信”的问题，由于长期衣食无忧而形成的“信”的过度问题，过度的“信”就等于不信，所以才会固执，才会拿别人的爱不当回事。这种状态，居然一直持续到公司出现内讧。

  事情且从人具备了独立意识说起，按照我的理解，无论你早熟或者有怎样高的智商，只要不踏出校门就算不得有独立意识。校门，在这个问题上是个不可逾越的坎儿。

  人往往便这样，哪怕只有一层窗户纸的间隔就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只要捅破了这层纸，就常常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在跨越这道坎儿的时候，因为陌生，人往往会既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又隐隐透着一股仿佛要脱笼似地对于新鲜的渴望——毕竟要独立自主了，独立自主是人一贯的梦想与追求。待要真正独立自主时，却又会茫然无措，最需要人的指点。

  父母是人生当之无愧的第一老师，也是重新启航的导航者。只要父母双全且非个例，无一例外地都会为孩子比为自己更辛苦地谋划。

  我们自无法与那些父母手握实权的人相比，单与我的那些熟识的同龄人相比，我父母对我的安排应该是最周全的。

  然而，象我这种只有一根筋的人，只要不是经过自己努力才获得的东西就不会去珍惜。

  在这里，我们不妨对前面讲述曾详尽提及的足以对我产生影响的“当逃兵”和“牢狱之灾”再稍加分析：应该说，两者都是不懂得珍惜的最有力证明，如果说当逃兵只是不能仰人鼻息率性而为的结果，后来的牢狱之灾就应该是“信”的危机的爆发。

  说是爆发，仔细想想又算不上，但至少也是“信”缺失之后迷茫毫无理智的流露。

  ——“信”应该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支撑，“信”的缺失必然会带来迷茫，而且这个迷茫与人终于能够独立自主时的茫然无措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不能好好把握，经常会发生一些出格的事儿。

  现在可以说，正是牢狱之灾的结果改变了我，而且这个改变所产生的影响即使牢狱也没能使之改变，不过，牢狱还是有成效的，最起码让我学习了冷静处事和一些技巧，从而能够更有效地保护自己。

  当然，我们今天研究的并非是自我保护问题，而是“信”或者“信”的缺失。

  “信”的缺失跟“信”一样，也是个过程，而非结果。

  过程只是过程，似乎远不如结果更现实更有意义，而我们之所以会存有如此多的模糊认识和由模糊累加而形成的扭曲，恰恰便是因为太过重视结果而忽视了过程。

  从我个人的经历看，“信”的缺失应是具备这样三个阶段的一个过程：信，但是盲目的，应该属于孩子时代；由于独立自主意识觉醒，信与非信纠缠斗争；由于环境的变化和因环境变化交互作用而导致信的逐步变化。

  前两个阶段显然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只要简略地提过，关键在于第三个阶段。如果兄弟们不嫌我啰嗦，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再过滤一遍这两段经历。

  关于我当兵的事儿，不知我爹娘和我那位亲戚之间到底是否有什么幕后的交易，我想即使有，他们也不会告诉我。

  无论怎样，我那位亲戚或者说他的影响还是照顾了我。

  事实上，我并不需要他的照顾，我自觉是非常优秀的。我的离开虽说有赌气的性质，但至少有一半是在为他鸣不平，也算是对他照顾的感谢。

  这个时候，还上升不到“信”的高度，或者说“信”还没有明确的指向对象，至多给我留下了人何以会如此的印象，这个印象仍停留在由孩子完成向成人转变的迷茫中，还只是一种迷惑，淡淡地容易忘却却毕竟让我开始了思考。

  按照我一贯的“只要没有经过思考的东西就算不得明确”的观点，真正涉及“信”应该追溯到我进工厂的那一段。

  客观地说，我便是带着这样的印象做了逃兵，虽自觉无所谓，却终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儿，尤其后来听说有不少人都因此而受了处分，便难免不有一点儿愧疚了。

  这远远不是只要的事儿，其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那个年代足以让人一生不得翻身。

  还是应该感谢时代的变化，正是这个变化才让“逃兵”的影响得以淡化，在我爹娘的嘴里甚至公开变成了只是孩子不懂事这样一个只有芝麻绿豆似的小事。

  前面的讲述曾经提过，事实上主要是因为部队人事的变化。尽管如此，能够进工厂尤其是谋到给弥勒佛开车的差事儿，已不再是幸运的事儿了，而完全应该归功于我爹娘的运作。

  我爹是个似乎永远都让人感觉窝囊因其从未有过强梁的时候而瞧之不起的人，其运作的办法其实也简单，除了奴颜媚骨地赔笑之外，适当的几瓶酒或者几包点心的意思自也离不了，却居然能办得成如此大事。

  可惜，我在狱中的时候，他们先后去世了，已无从考究，但排除了时代的因素，必亦有不少的讲究。

  至于这些东西，或许出于我年龄的考虑而让我对新领导有个不错的印象，我爹当然是不会告诉我的。在我爹看来，初到一个单位，下属给领导留个好印象固然是至关重要的，但让领导给下属留个好印象则更重要，是作为下属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的根本。

  现在想起来，这无疑极富哲理任谁都不会反对，试想初到一个单位就在思想上与领导耗上了，不快乐是显而易见的。但在那时，我爹便具有这样的思想就不能不让我佩服了。

  至于他们与弥勒佛之间的交易，起初完全是出于我对我爹与弥勒佛之间粘粘乎乎关系的猜测，事后才从我娘的唠叨埋怨中得到了证实。

  从我爹我娘看，女人永远比不了男人大度，女人的小器必表现到嘴上，所以人们讥笑多嘴的男人为“老婆嘴”。

  不要小瞧了嘴，不少事往往都坏到嘴上。

  待猜测得到证实，难免要让我产生对弥勒佛的不良印象，因为那时我爹娘要积攒一点儿钱也是不容易的，常常需要长时间的省吃俭用，尽管我爹娘在这方面并不吝啬，他们显然把这当成了投资，在儿子身上的投资，即便这种投资带不来任何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他们仍是心甘情愿，或许只是为了让儿子有个相对舒适宽松的环境。

  这种不良印象明显加剧了我对弥勒佛“信”的缺失，详情前面的讲述已有提及，便不再赘述。

  回到进厂之初，我对弥勒佛是崇拜的。我们不可忽视崇拜的力量，这不单纯对权力，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

  这种崇拜当然有我爹灵活而又准确的处事方式所带来的效果，也不仅仅因为凡我接触的人无一例外地都在卖他的好，单是厂长室里那些数不清的荣誉就足以令我咂舌不已。

  事实上，弥勒佛确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凡是生活中的麻烦事，虽说也没有几件大事，但他往往只要一个电话就能轻松地解决掉已不能不让我崇拜了，他似乎每一个行当都有朋友，而且都很铁。

  这种经历的积累在当时的我看来便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法达到的能力，居然时常会让我涌上一股酸酸的感觉。

  这便是嫉妒，只要嫉妒的感觉泛起，碰有他从容处事的时候便常常让我有种不自在的感觉。

  不过，非一个量级的人之间的嫉妒是淡淡的若有若无的，而且能够转化，转化至崇拜。

  因为崇拜，便少不了我对他的亲近感和言听计从，即便稍有出格儿的事也常常会被崇拜冲掉。

  他刚开始对我是有防备的，总在我面前做出一副领导的样子，却似乎无法阻挡他那副弥勒佛形象的流露。对于崇拜他的人来说，弥勒佛无疑是一种亲和力，更加剧了崇拜。正是因为崇拜，没有任何地刻意追求，无意间便拉紧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终于有一天逢到坐车，他开始肯笑嘻嘻地问我一些厂里的事儿。

  他毕竟是我崇拜的人，自是乐得跟他讲一些事，有时候为了这个话题，我甚至会主动地跑到各个部门去了解一些情况。

  对于我的表现，他显然是满意的，经常会有一些诸如“小赵不错”的表扬更是让我自觉了不得。

  我知道他多疑，但盲目的崇拜让我认为，这是一个优秀的领导人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当时的我自是无法体会到这种多疑的滋味，但同事们对我的仇恨却让我不能不感到后怕，因为他居然完全把我的话当成反话来听，而且把一些不该有的罪名加到了凡是我曾经提到过的所有人，尽管在提这些人时我再三强调“这是真的”，而他也总是乐哈哈地笑着说“好”，哪怕是一丝玩笑话，我也总是再三强调，现在想起来，或许当时我就有一些隐隐的担心。

  担心全部变成了现实，这便是我对他“信”的缺失的开始。

  2

  “信”的缺失是不能有开始的，倘若有了开始，就会一泻千里，哪怕是丝毫的出格无疑也会加剧这种缺失。

  另有一个因素无疑也在加剧着这个过程，便是即使弥勒佛已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他仍是先进，仍然风光无限，只不过因为他给他们办了事或者送了一些看起来数量并不算大的东西。

  难道为了这些就应该丢弃人的良心吗？我该信谁呢？因为实在想不通，我显然陷入了迷惑，迷惑是一种能够自动累加的东西，只要累加到一定程度，必要造成“信”的缺失。

  “信”的缺失是可怕的，尤其是象这种反差极为巨大强烈的缺失最终酿成了祸端。

  当然，那次祸端也不能全怪“信”的缺失，但至少应算得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问题是，“信”一旦缺失便极难恢复，即使象牢狱之灾也无法将其改变，而且反而加剧了它的缺失。

  只要还存有一线希望，人就不会让自己绝望。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不妨从“信”的角度展开分析。

  出狱后，我已完全蜕变成了两面人：一方面怀疑一切，另一方面却近乎迷信的“信”。

  在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我们既然确定了从“信”的角度去说，必然地要剔除一些诸如咱们前面已提及的一些其他因素，当然，这些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

  人原就是个极其复杂的动物，必然地会有诸多的因素影响，倘若把这些因素纠缠到一起，我还不具备这样的表达能力。所以，在这里我们只说“信”。

  “信”的缺失来源于刺激，是一种病态，至少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最突出的特征便是“信”的指向对象的复杂化，具体表现为怀疑一切谁也不信。

  或许正是因为不想让自己绝望的愿望，我才彻底变成了两面人。

  这实际上是一个替代的过程，是人的因某种东西失去而必须寻找另一种东西替代以求心理安慰的必然心理过程，只是这种替代极容易走极端。

  人的生命中便少不了这种替代，譬如曾经患难与共的弟兄，难道也不可信吗？这显然有违逻辑，但“信”就具有这种超越逻辑的功能。信，必须要信，而且这时的“信”丝毫不会逊于我当初对于弥勒佛的“信”，已是言听计从近乎迷信的“信”。

  在这里有必要再次提及胡子，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前面的讲述已提及，当然指的是前期，那绝对应该算得上患难与共的弟兄，也恰如讲述中所表露的那样，我对他寄予了太过的厚望。

  希望越大，失望也必越大。待他做出了内讧的事之后，无疑把我推向了绝境。

  我只能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感觉，我只觉得屋顶在旋转，整个世界都在旋转，转得我几乎要迷失方向了，我实际上已辨不清东西南北了。

  此时，我突然理解了当年的弥勒佛，何以会终日里疑神疑鬼而感到快乐？倘若没有这些疑神疑鬼并将这些疑神疑鬼的结果予以报复的快感，不要说他的诸多荣誉，我甚至要怀疑他存在的可能性了。

  完全可以说，我已进入了错乱的状态。

  这个时候，思想的联系是无限广泛的，又是杂乱无章的。我莫名其妙地又联想到了我爹娘，他们是无私的可信的。只有到了这个自己有了感悟的时候，我才由衷地体会到了其中的可贵，也才会感受到自己拿他们的爱太不当回事，那是怎样的一种伤害啊，但他们甚至没有一丝怨气怒气就这么默默地独自承受了。

  之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这样的感觉在继续无边地延伸，或悔或恨或怨或怒，多样的情感迅速地交织到一起而又找不到排泄的出口，便让我达到了这样的状态：

  我无时无刻不在怀疑着，又无时无刻地不在提心吊胆着。偶尔的感冒咳嗽便会让我联想到肺癌的症状，一时的闹肚子则又会联想到肠癌，反正尽是要命的病。

  这便是恐惧，恐惧在蔓延，似乎谁都不能相信，谁都在想害我想谋夺我的财富。

  一次出行，偶尔有一辆车快速地通过，我便以为他要想害死我，便让秃头四处打听这车。

  后来秃头说这辆车是与我无关的外地车，那时候，我名声正响，难道外地人就不想害我吗？难道就不能雇凶杀人？还有现在本地人贪图外地牌手续便宜简单常挂外地牌，难道就不能是本地人故意挂外地派来害我？越想越有这种可能。

  那一段，可把秃头忙坏了：他一边给我派了岗哨，一边派人四处打听那车。

  关键是他只记住了车号的前半段确定为外地号，后面却记不清了，自无法找到。

  或许是为了增强我的安全感，他便派人冒充那个司机，这个冒充的人竟是个软皮蛋，见了我腿肚子都在打颤。记得那是一辆好车，这号人绝没资格开那车。

  我出奇地敏感，事情很容易就串了帮，反而加剧了我的疑惑。看来，凡事要靠自己，连秃头也是不能相信的了。

  其实，在秃头忙的时候，我也没闲着：一边另派人去探听这车以验证秃头的忠心，一边找一些关于疾病特别是癌症症状的还有一些自己从不相信的相书来看，企图辨别自己偶尔的病情的病因，并从相书找到自己下一步的命运及破解的妙招。

  纯扯淡，另外派的人虽不断地汇报却连秃头的结果也没有，而这些所谓的神书更是连一招一式也提供不出，其实，即便有我又能信吗？我可是任谁都不会去信的，我甚至会以为秃头所派的人是用来监视我的，难道他们就不能害我吗？我已经时常有了这样的担心。

  待我注意到硕士的时候，我时刻都在戒备着，已经连一个朋友或者说能够信得过的朋友也没有了。

  没有朋友唯一的感觉便是累，两腿明显无力，连站立的劲儿也没有。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自己的神经没有崩断已经不错了，这应该感激我的耐力，我确是个耐力不错的人。

  人必须要有耐力，因为不少事情的功败垂成往往就是因为缺少耐力而无法等待幸运或者机遇的降临。

  机遇的闪现当然不是必然的明显的，而常常是偶然的模糊的，甚至会在出现的时候让人意识不到，常常要到事后才会蓦然发现而感叹不已。

  我所说的机遇或者幸运便是与硕士的相遇，关于这一点儿，前面的讲述已详尽提及，在这里，我只当作机遇谈一点儿感受。

  从前面的讲述中应该不难看出，与硕士的相遇，无论从事业上，还是从我的身心健康上，都应该算是我的机遇。

  但我当初并没有将其看成机遇，因为我的经历让我始终就不相信这世上居然还有不计名利的人，尽管他一再声称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必须要向公司索取报酬，而且逢到工资发放他总是第一个去支取工资并且认真地说这是他该得的报酬，但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不计名利的人。

  这不仅因为他从没有象其他员工一样讨过集体的便宜，而且他的行为处处透着新鲜对人总有一股难以抵御的磁性。

  ——他在化解内讧的过程中是立了功的，尽管他的表现是那样地不堪，但这阻挡不了他很快就成了员工的核心，因为除了涉及到生命危险的这一次外，他帮人总是尽心尽力，而且从不索取回报，更不会拿来炫耀，又绝对没有弄虚作假的迹象。

  在我看来，这是绝不可信的，而且这种人除了现今已少见的忠臣良将之外，必是大奸大邪之人，莫非他有更大的企图？果真如此，他日渐提高的威信便不能不算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我不能让胡子的事儿重演，我明白自己再也无力经受得住这样的折腾了。所以，从一开头，我就对他存着浓重的戒心，尤其在他首先打破了别人都不敢提及的胡子事件的僵局后，我就不能不更加戒备了，他居然声明对于胡子事件首先要有个正确的认识才是解决公司问题的关键。

  胡子就是个自取灭亡的主儿，这岂不是在为他翻案吗？我当然愤怒，他却执拗地说，这是看待问题的一个态度问题，凡事必须要客观公正，不能走极端，只有这样才是一切恢复正常的标志。

  屁话。我最看不惯他这副治病救人的模样，虽然我已越来越离不开他，但我的观点也不能不说固执，我不屑与之争论，或许这种事原就争论不得。

  然而，最终还是我屈服了，尽管他并没有与我太多地争论。他认为，争论固然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之一，但远不如实际行动更有效。

  事后，我曾问及他何以会总有那么多的新花样，他却说，这不是花样，只是一种正常的生命现象。

  人哪，就是这样怪，只有恢复了常态，才最具生命力。

  我猜想，他所说的常态，不过是指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醒着的时候就不停止思考，有了思考才能该前进时前进。

  他解释说，这便是与时俱进。

  这不是新花样吗？说人怪，其实任谁也比不过他怪，他总能花样翻新而让人觉得新鲜。慢慢地，我竟然接受了他的怪。怪若常了，便平常了。

  现在，我必须再告诉大家：只有见怪不怪了，才能象现在这样畅谈过去，否则绝不能。这实际上是个能否正视自己的问题，当然就需要勇气。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能否畅谈过去——特别过去的那些不堪入目的事情，作为判别人心态是否正常的一条标准。

  某一日，或许为了验证这条标准，我开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硕士所说的“坦诚”待人，果然心情便好了许多。

  得意之余，难免又碰上了烦心事——被一貌似憨厚的钢材经销商骗去了十多万元。

  这无疑是对我刚刚恢复的好心情的严峻挑战，待欲放弃，硕士偏偏与此时又找上门来。他总会在我情绪波动的时候出现，而且总能智计百出地说服我。

  但这一次或许因为残酷的现实震惊了他，他不仅没有找一些空洞的理由来劝我，而且没有一丝的抱怨与愤怒，只是在极认真地与我研究案情：

  他先找出了那张现在已毫无用途的钢材经销商的名片，这张名片便是钢材经销商的唯一身份证明——某声誉极隆企业的营销部经理，可按照名片指示的地址多次前往查找，均查无此人。

  看过名片之后，只沉默了一会儿，他先给这家企业的老总打了个电话，随即又一连串地问了我“此人是否极为憨厚最容易相信的那种？钢材的价格是否低的诱人？你当时有没有意外地类似惊喜的那种冲动？”三个问题，待我点了头之后，他便说道，你的“信”在恢复，只是贪欲影响了你的判断力。

  我竟然信了他，尤其是那家声誉极隆的企业首先赔付了我们的损失而自己去承担责任追究诈骗犯之后，我便不能不信了。

  “信”缺失后，伴随着的还有自信，我的自信显然地也正慢慢地恢复。

  据说，这家企业很快就抓住了诈骗犯追回了赃款，总算让我的愧疚得到了一丝安慰。

  问题却没有因此而终止，只有在我完全恢复了坦诚待人之后，他才肯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竟是硕士精心设的一个局，目的是检测我的“信”。

  见我哭笑不得的样子，他真诚地解释说，现在社会上并不缺少象这种为私利所驱使的事件，但对于一公司来说，老板的“信”远比这十万元钱重要，这不仅是一个开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保证。

  之后，我就严格地把坦诚待人当成了一条重要的原则来坚持。果然有效，虽说当真也曾发生过象硕士设计的那种骗局，但我都能够以平静的心态来对待。

  几年下来，公司居然有了较大的发展，这里面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原因，“信”的作用同样也是不可低估的，尤其在改善我的精神状态方面。

  至于精神状态的改善，当然还有咱们上次聚会我所提过的读书的作用。应该说，这是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忽视公司发展的事实，但另一条更重要，尽管我知道自己的看法难免偏颇，那就是财富固然重要，但对人来说，精神状态更重要。

  自从我把坦诚待人当成了一条原则，我的朋友渐渐又多了起来，朋友才是快乐的基础，这便是“信”的作用。

  “信”应该有真假之分，真信应该就是象我在一番经历之后才认识到的“信”，或者应该叫做“坦诚待人”。

  而假信，无疑就是咱们刚提过的“信”，应该是盲目的，是一种以唯我独尊为特征的帝王思想的流露，以毫无理由地占有为基础，追求一种绝对的服从，而忽视了人的客观存在和感情，错把真诚当作出卖自己或者无法保守秘密而侵害自己的自我保护措施，秘密当然是该有的，但真诚不等于泄密。若是非要如此的话，必然要导致心态的扭曲。

  这是我最近才有的一点儿体会，仅供兄弟们参考。

  不要以为我什么都懂了，按照我们的研究，“信”的最终确立必须要有一番经历，但年纪轻轻的硕士何以会如此坚定呢？这实在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为了给讲述一个完整的结尾，我不妨大胆地猜测一下，或许他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而总能让自己保持平衡的心态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