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君也辞职走了，她家里答应给她钱让她开个服装店。
邓君走的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去体育馆喝酒。虽说同在一个城市，随时可以见面，但毕竟曾经是可以朝夕相处的朋友，忽然要离开了心里还是很舍不得。
我们买了大瓶装的白酒，说好一醉方休。可是很快我就为我们的这个决定后悔不已。邓君在喝得二麻麻的时候望着天上的星星说：“蒋芸，你个傻逼，你真的以为‘锦绣园’出过小偷吗？你以为上次你被陈冉她们冤枉是个误会吗？其实这全是陈冉设计来整你的……”
我的酒一下子醒了一半，正准备点烟的打火机就那样悬在空中，手在初春的夜风里瑟瑟发抖。我哑着嗓子问：“为什么？”
邓君哈哈大笑，一副洞悉人生的表情：“为什么？因为老大曾经对两个经理说过你很勤快，可以作为领班的后备人选，宋经理和陈冉她们是一伙的，他当然给陈冉说了，陈冉自己想当领班，当然要把你整下去啦！我是不好给你说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以后你自己多个心眼儿……”
我捏碎了手里的烟，昂起头喝了大口白酒，从喉咙到心里都火辣辣地疼。邓君又阴森森地笑了几声，感叹了一番江湖险恶人心叵测，看见我没有反应，很吃惊地转过头来问我：“你怎么不骂人？我以为你会很激动的。”我也学着她哼哼地阴笑，我说有什么好骂的，自己傻没有看明白，认了。
邓君哎哎地叹气，说蒋芸你就是太厚道了。我笑笑，不置可否。其实我并不是不想骂人，我想骂，不是骂许冉，而是骂邓君。可是有骂的必要吗？这样的事已经不止发生一次了，以前我没有骂董娟，现在我又有必要骂邓君吗？
我心里已经没有愤怒。我最亲爱的朋友董娟早已经耗光我所有的愤怒。我只是很难过，很沮丧。我忽然发现我的眼光真是差，真***差，居然一次次地看错人，交错朋友。又或者，并不是因为我的眼光差，而是人原本就如此？自保才是王道，其他人的死活，与自己有何相干？
夜风依然肆无忌惮地吹着，吹得我浑身僵硬。我发现我的心也在一点点地变冷、变硬。
体育馆，这个曾见证了我纯洁友谊的地方，这个我青葱岁月的温暖记忆，在这个夜里却仅仅能让我感到寒冷，一股任再多滚烫的白酒都无法驱散的寒冷。
杨木依然很穷，依然常常出去，不知所踪。杨木的两个朋友都已经离开，一个去了海南，一个被捕。我是直到出事儿的那天才知道，那个脸上带着一道刀疤的大块头朋友居然是个印的，并且数额不小。杨木后来很沉痛地叹气，说：“这辈子他怕是出不来了。”
“刀疤”被捕的那天正巧是我的19岁生日。2001年4月10日。杨木那几天身上又有了钱，死活要为我过生日，我想着那钱的来路心里不爽得很，但是看他一片好心，也不便在这个时候太较真儿。那天下午还无意中听见杨木悄悄嘱咐他的朋友，说今天是我婆娘的生日，谁都不许出事儿。然后晚上我们一大群人正在一个火锅店喝酒划拳，我这个寿星正一杯一杯干着大家敬的酒，吃着大家夹的菜，整得红光满面，忽然就听见外面一阵异常的喧哗。一桌子的人一下子都安静下来，大家飞快地相互看了一眼，都闷头不语。我们这一群人里面，就刀疤还没有到，大家都估计，多半是刀疤在门口出事儿了。杨木沉着脸猛抽了一口烟，然后把烟头丢到地上一踩，从腰后摸出一把自制的土火管枪快速地塞给旁边的人，站起来说：“我出去买包烟。”
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怀疑杨木有枪。杨木还住在那个锁不了门的地下室的时候，我偶尔会直接过去找他，他不在我就一个人抽着烟或者喝着酒等他，有一天晚上我正关着灯坐在黑暗中抽烟，就听见外面的士停车的声音，紧接着就是一阵嘈杂的脚步声，然后杨木边低声地骂着“弄死***！”，边一把推开门。我坐在黑暗中不吭声。杨木刚推开门看见黑暗中闪亮的烟头，一下子没了声音，愣了半秒才警觉地问：谁？我说我。杨木开灯进来以后装作没事儿似的和我闲扯了几句，还笑眯眯地说，咦，你今天这衣服好看！
我知道他肯定马上还要出去，但也不揭穿他。过了一小会儿杨木支我去对面小店给他买瓶水，我愤然起身，走的时候瞪了他一眼，说杨木你给我记住，能用脑袋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拳头，能用拳头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其他东西。杨木有点吃惊又有点尴尬地笑，说知道知道。那天我就怀疑，杨木回来是来拿枪的，杨木把我支开明摆地是要背着我拿什么东西，而后来他和老三走的时候身上看不出来带了任何东西的，他们也不可能在我眼皮子底下赶在我买水回来之前提前开门，把砍刀藏到门口的草丛。能够不动声色带在身上的东西，傻子都知道，就只有枪了。
不过虽然说一早就怀疑，但亲眼看见他从身上摸把枪出来，我还是有点想骂娘的冲动。如果不是当时情况特殊，我估计得一拳给他砸过去。在突发事件面前，我总是冷静地特别快，当然，有的时候也冲动地特别快。但是这一次情况绝对不允许我冲动。我一把抓住刚起身的杨木，轻轻地说：“我去。枪给我，我去放胖子那里。”然后转身拿钱包。杨木定定地看着我，我拿过枪，捏了一下他的手臂，转身出去。这种时候，一个女孩子出去最不起眼，最不会被怀疑。杨木出去，如果外面有警察，哪怕是刀疤多看他几眼，都有可能带来危险。至于胖子，是这家火锅店的老板，杨木的朋友。我想此刻把枪放在胖子哪里是唯一安全的方式。
我在路过吧台时闪进去将枪不动声色地塞给胖子，胖子看了我一眼，马上接了过去藏到了酒柜的最下面的杂货堆里。我目不斜视地推开玻璃门走出去。门外，刀疤正被两个*安反扭着手从地上死狗一样地拖起来，我装作吓住了似的顿了一下，然后绕了几步去旁边的烟摊买烟，顺便用怕怕的眼神瞄了几眼刀疤那边。刀疤在被塞进警车之前飞快地瞥了我一眼，沾满灰的脸上依然是一副凶神恶煞的表情。我从那飞快的一瞥中确定，起码现在，刀疤还没有暴露我们。
警车开走之后我趁着周围的人都在议论纷纷，装作很无知地问卖烟的老婆婆：“出了啥子事哟？”老婆婆说，不晓得啥子事嘛，“他在我这儿买水，刚刚把水递给他，钱还没有给我，几个*安就上来把他按到地上了……哎呀好吓人哦……”，听样子警察并不知道刀疤是来这个火锅店赴约的，还好。我在心里想，可怜的老婆婆，原谅我不能帮刀疤付他的水钱了，你只有个人吃亏了。
买了烟进去，我边装模作样地夹着菜边给大家简单说了一下外面的情况，然后举起酒杯环顾了一下众人，问，刀疤到底什么事儿？一桌人都低着头不说话。过了半分钟，杨木才低声地说：“印。”气氛一下子有点紧张，一桌人都瞪着我，不知道我会有什么反应。我阴着脸闷头抽烟。我们又装作没事儿似的吃了一小会儿，然后快速买单走人。那把枪就放在胖子那里，我和杨木都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去拿回来，虽然我想这群人里面很可能不止杨木有枪，但如果真出了事儿，被抓时杨木身上有枪和没枪，直接影响他最后的结果。
那天随后大家就分散了，平时都爱去我们家的几个朋友也都没有去，大家都明白目前最好不要聚在一起。我和杨木拎着我的生日蛋糕回家，一路上我都死沉着脸冲在前面，杨木一声不吭地拎着蛋糕跟在后面，就像一个刚刚犯了错误被家长从学校领回来的中学生。走到我们租的房子附近的那个小杂货店，我径直走进去买了4瓶啤酒。老板从我一进店就看出我脸色不对，咋呼呼地问，耶，蒋芸你咋子了哟？和杨木吵架了哇？我恶狠狠地说：“和杨木吹了！给我4瓶酒！”杨木就站在店门口，没有进来，也没有吭声，只是在我买完酒出去时很自然地从我手中把酒拎了过去。
记得小时候的每一个春天，树梢才刚刚抽出一点点新绿，我的整个心就已经变得莫名亢奋起来，连每天上学放学走在路上，都感觉要飞起来了似的。在幼年的我心中，春天和即将到来的夏天总是充满无数种神奇的可能和美妙的故事的。每年初春的时候，我总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着的一种夏天的味道，混合着河水、泥土和被太阳曝晒过的野草的香味。整个的童年时光，我无数次地在这种香味中和我老汉儿一起游泳、钓鱼，和小伙伴一起捉蜻蜓、蚱蜢、钻山洞，这些味道，构成了我最初的对夏天的热爱，也成为了我每个初春就打了鸡血般亢奋的根源。
后来上了中学，我对春天和夏天的向往自然不再是游泳、钓鱼和逮蚱蜢了，但是春天和夏天依然是可以给我无穷力量的季节，在春天明媚夏天灼热的阳光下，我总是感到生命就像这阳光一样，明晃晃的，如此美好、充满神奇的希望。
那时我总以为我的人生会永远这样ji情澎湃斗志昂扬。在我看来这都是那么的自然和顺理成章。可是在那个春天的傍晚，我才猛然惊觉，我的春天，不，应该说是我的人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经只剩下无措和迷茫，只剩下无休无止的逃离、审判、血迹和伤口。而这些，我知道，我并不能归咎于杨木。我始终相信有些东西是命定的，而命，是性格定的。谁叫我非得喜欢上一个杨木这样的男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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