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第二十九章历历在目
郑新打电话告诉妈妈晚上回家吃饭，郑新和朋友说，给父母最好的礼物就是回家吃饭，老妈做的饭菜又香又可口，父母看着儿子吃他们做的饭菜非常高兴，父母和儿子一起吃饭吃的也多。
郑新应酬太多，回家吃饭次数并不多，每个月只有两三次吧。
郑新下班把顾大姐给的煎饼带上，开车去了妈妈家，在路边买了两个烤地瓜，妈妈爱吃外边被烤的黄橙橙的里边冒着热气的地瓜。
他一进屋，妈妈和爸爸就开始盛饭，端菜。
郑新拿出煎饼和地瓜，爸爸说，有洗干净的香菜，又洗了几颗小葱，妈妈炸了一小碗鸡蛋酱，用煎饼卷小葱和香菜吃。
郑新看爸爸妈妈忙去了，他就找出葡萄酒，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分别到了大半杯、小半杯和一个满杯。
三口人坐好后，郑新说：“晚宴开始了，碰杯，喝酒！”陪老妈老爸吃饭喝酒真是太幸福了。
吃完晚饭，妈妈、爸爸收拾桌子，不让郑新动手，郑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忽然想起一件事，就问爸爸：“爸，我和你说过这次去北京，我见到了王维东。我们聊起了很多过去的事情，听他说起了他大伯，死在了辽西，我怎么不知道他大伯？”
“那个时候还没有你呢，你怎么知道。他大伯这兵是白当了，也白白去战场卖命了。而且王维东的爷爷也不会死，还死的那么惨。”
爸爸看郑新听的不明白，就接着讲了他所知道的事，抗美援朝结束了，咱们村子去十个人回来三个，你有认识的，咱们家后院的张罗锅就是从朝鲜回来的，那个时候生产队还要照顾他，不让他干累活，冬天了给他送柴禾，春节送对联什么的。
还有一个姓朱，死得早，你不知道这个人。他是逃兵，什么荣誉都没有，浑身是伤，一身的病，没有人管，没有人问。
据说他在战场上打了很多次仗。有一次战斗，他们负责爆破，三个人一个组，一次发三组去炸掉敌人防御工事，第一次九个人没有前进多远就都死了，第二次又上了三个组又都死了，第三次三个组九个人也出发了，姓朱的就在这九个人里边，他们爬了一段路，敌人的机关枪一齐扫射过来，姓朱的个人刚好趴在一个凹的地方。
机枪声停了他四处一看死了八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死在他身边，脑浆溅了他一脸，他害怕了，就一动不动装死，后边的营长看的很清楚，让他继续前进，他趴在那里就是不动。
冲锋号响了，全营的战士还是全团的战士他也弄不清楚，都一下子冲上去了。敌人的子弹像下雨一样密集，他已经被吓蒙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枪声停了，他抬头看了看，地上全是死人。
天已经黑了，又下起了小雨，他听见有人呻吟，就爬过去，一看是营长，浑身是血，也不知是哪里有伤，他背起营长连滚带爬回去了。
营长的一只眼睛被打出来，一条腿被子弹打折了。等到营长清醒过来，拿起手枪就给他这个贪生怕死的人一枪，给他留了一条命，只把他的一只胳膊打废了。
另外一个你也不认识，这个人不在咱们前边村子的，是一个缺心眼儿的人，一生未娶，无儿无女，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流浪到哪里了。
郑新说：“战争都结束了，他们为什么回农村呢，在部队多好。”
爸爸说：“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天天备战，天天喊打到美帝国主义，谁知道战争结束没结束哇，人们都让战争吓怕了，听说让回家了，谁还留在部队呀。再一个原因是，当时去当兵的人连个字都不认识，留在部队干什么呀。别的村子有一个姓霍的就是认几个字，部队把他留下来了，据说在沈阳，还当了大官呢。再一个就是王维东的大伯了，别人都是生死有个准信，他是杳无音信，王维东的爷爷当过大学教授，是一个能人，到政府到部队去找，也没有找到。前几年我回老家，和他们河北老乡聊天才知道，他大伯在战场上负伤，被俘虏了。美国和我们交换战俘时就被交换回来了，交换回来的志愿军战士被秘密安排到辽宁西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接受改造，不准他们对外联系，外边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后来改革开放了，他们的事才被转出来，他大伯就死在改造的地方了，怎么死的也不清楚，连一块骨头也没有留下。只有名册上有他。”
郑新感叹到；“王维东也是这样说的，他大伯可真够惨的，没有死在国外，却死在国内，还死得不明不白的。”
爸爸说：“他爹比他死的更惨。“文化革命开始了，批斗‘地、富、反、坏、右’。他爷爷是必须打到的第一个对象，当时就给他爷爷列出了这三条罪状。他家是河北的大地主，剥削贫下中农，罪大恶极；他爷爷是北京的大学教授，是国民党在我们这里的代表，罪该万死；更可恶的是，他把儿子送到朝鲜战场，不是参加战斗，而是别有用心，让他交代送儿子去朝鲜的目的是什么？”
郑新气愤地说：“是他妈的谁给想出来这三条罪状的，他缺不缺德呀？”
爸爸说：“那个时候，‘地、富、反、坏、右’都有几条罪状的。”
“有可以呀，不能‘莫须有’呀。他爷爷的不可能送儿子去朝鲜战场搞破环呀，再说就是有那个心也没那个力呀。”
“县里的工作队、公社干部、红卫兵、积极分子、民兵在批斗他时总结出来这三条罪状的。只要开批斗会他爷爷就是批斗对象，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红卫兵小将们或者工作队或者那个积极分子想起来，就到他家，把他爷爷拉出来，向主席、向贫下中农头朝下一百八十度弯腰认罪。经常深更半夜拉出来批斗到天亮，红卫兵和工作组的干部们睡觉去了，他爷爷还要和社员们一起干农活。特别是冬天，农闲了，社员们吃完晚饭，就到生产队的队部去开会，开会的前半部分就是批斗会，他爷爷就站在会场前边一百八十度大弯腰－—低头认罪，听贫下中农们发言批斗他们。那个时候你爷爷在村民中威望很高，只要工作组的人不在或者有好说话的工作组人员在，你爷爷就说，你坐下好好想想你的罪行吧，批斗完事了，你爷爷就说贫下中农开会，你回家反省去吧，或者说你坐在后边不准乱动。那些所谓的积极分子、红卫兵们你爷爷都不怕，因为他们的父辈们和你爷爷都非常好，只要你爷爷在，批斗王维东的爷爷就不能过分。但是那些外来的各种工作组、红卫兵到村里批斗他爷爷，你爷爷就很为难了，特别是把他拉到外地去批斗，一点办法都没有。”
有一次也不知是哪来的人到村里就要带走他，你爷爷正在领着大家干活呢，问明白后，说你们带走不行，我们正要开会批斗他呢，你爷爷立刻要大家停下手中的活，开会批斗王维东的爷爷。
那些人不走就在那里等着，你爷爷想了个办法，让一部分人回家吃晚饭，一部分人批斗，吃完饭的人回来接着批斗，他爷爷那个老头也非常好，村子里的人都喜欢他。
那些人也没办法，就走了，类似这样的事有很多次。
有时候工作队的人来了开批斗会，你爷爷也靠边了，他爷爷就遭罪了。
冬天的屋子里烧的像一个大火炉一样热，他爷爷被带进来，一百八十度大弯腰，接受红小兵、红卫兵、贫下中农、工作队等各类代表发言批判之后，有时还会被采取一些皮肉之苦。
被折腾够了之后，浑身热汗都湿透了棉衣，就被撵出来，外边是零下二三十度，刮着西北风，冰天雪地，他们几个地主等人就到粪堆那里，抡起铁镐刨粪。
他们的衣服被冻硬了，手脚被冻的向猫咬的一样疼，满脸是霜，浑身是冰。
屋里的人学习领袖的著作之后，再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散会。他爷爷才能和贫下中农一起回家。
那时他家的房子是里三层外三层贴满了用报纸写的‘批到批臭’的大字报。”
爸爸给郑新回忆着过去的事情。
经过一件事之后，谁也不再批斗他了。有一次批斗会开完，他们又被撵出去干活了。人们接着学习，会场里有一个大铁炉子，里边的火和周围的柴禾了连在一起，又把堆在门口的柴禾堆点着了，立刻芦苇顶的土坯房会场着火了。
他爷爷跑过来救火，还从火堆里救出一名工作队队员，受到了工作队的表扬。
但是好景不长，这批工作队走了，有新来一批年青的工作队，还带来一批红卫兵，他们说，王维东的爷爷是纵火犯，先点火再救火，就是为了蒙蔽革命工作队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眼睛，松懈广大革命群众参加阶级斗争的积极性，为迎接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做准备。
更加残酷的批斗开始了，他们搞串联，召开全公社的万人批斗大会。王维东的爷爷脖子上挂着用细铁丝穿起来的一块木板，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在名字上画上一个大叉，头上戴着用报纸糊的有半米高的帽子，被四个红卫兵小将雄赳赳气昂昂地揪进会场，站在一条凳子上，来一个喷气式。
郑新问：“什么是喷气式，那个时代真是一点规则没有，全都疯了。”
“呵呵，喷气式就是腰尽最大可能向下弯，头尽最大可能向前伸，双臂尽最大可能向后上方举。”
他们从早晨批斗到中午，中午也没人给他饭吃。
王维东的爸爸给父亲送来饭，红卫兵不让见面。
当时是三伏天，人们不动都热的全身是汗，你说他在阳光下，站在凳子上，头朝下撅着，又那么大年纪了会怎么样，一上午就从凳子上掉下来好几次。
当时有一个姓高的公社中学的老师兼任红卫兵负责人，有些看不下去了，找到工作队队长和外地来的红卫兵负责人说：“下午让他反省，我们去游行吧。”
队长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下午我们要更猛烈一些批斗他，他必须交代清楚他派儿子去朝鲜是怎么搞破坏的。”
姓高的人说：“我们不能这样说他儿子的事，他儿子的情况军队都没有明确说法，我们不能下定论。”
队长恼羞成怒地说：“你应该注意了，你的立场有问题，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刚，刚举目张’。你想和他穿一条裤子，你要注意你的言论了，再往前走一步就和他一样，是万丈深渊。“
那个时代不留神的一句话，甚至一段话中的某句话，就可以作为依据，把你打成现行返革命，姓高的负责人也不敢在说什么了。
下午的批斗果然更猛烈，王维东的爷爷摇晃着又站在凳子上，在三十多度的酷暑里，汗流浃背，头昏眼花。
再问他派儿子去朝鲜搞破坏时，老头子喷怒了，突然直起腰说：“我儿子上战场是工作队派去的，是保卫祖国，打美国鬼子去了，生死不见他，你们问部队去。”
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工作队队员们、红卫兵小将们、红小兵小将们挥舞着拳头大声呼喊着“批到，批臭，打到，镇压”等口号，向前涌。
工作队长拦住了大家，骂了一句，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老不死的家伙，你还敢不承认罪行，还想抵赖。
他命令一个红卫兵把农民挑厕所里屎尿的铁桶找来，挂在他的脖子上，让他弯腰九十度。
过了一会儿，有两个女红卫兵抬来半桶路边水坑里的脏水，倒进了挂在他脖子上的粪桶里。
老头子的汗就像豆粒一样的大，噼里啪啦的就掉下来了，惨状不敢想象。
他爷爷从早晨到下午滴水未进，颗粒未吃，看到有水在粪桶里，就双手捧起黄澄澄的大粪水大口喝下去了。
在场的人立刻鸦雀无声，老头子哭着说：“我比我儿子强，他在朝鲜战场上，随时都可能死，可是他连这样的粪水也喝不上。”
说完便从凳子上摔下来了。
批斗‘坏人’无数的工作队，不怕牺牲的红卫兵、红小兵，热情高涨的广大革命群众都被这个老人的言行震住了。
很快又恢复了喧嚣，他们踢了老人两脚，老人站起来又倒下了，再踢老头子也起不来了。
他们决定先让他反省，晚上在批斗，人们散去，老人爬到井边的老榆树树荫下躺下了。
万人大游行开始了，人们呼喊着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走远了。
这个躺在树荫下奄奄一息的老头子，曾经的大学教授，为了家族的后代，为了活命能面对家破人亡，带着老母亲、三个儿女步行两三千公里，边走边要饭，来到东北；能把小女儿送人，把大儿子送上战场都没有摧垮的硬汉，却在革命工作队、造反派、红卫兵、红小兵革命小将面前，在喝下大粪水之后；在无法回答送儿子去朝鲜战场搞破坏等等之后，绝望地抛下小儿子，在他一生最喜欢的树种——一颗老榆树下，爬到了井口，向下望了一眼就爬进去了。
等到人们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彻底死了。
游行的队伍回来了，对他定下的罪名是，大地主、抗美援朝的破坏分子、纵火犯、反动教授。
他的死说畏罪自杀，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于是 游行的队伍立刻变成了庆祝的队伍，人们激动、幸福地呼喊着主席万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庆祝他们在主席的指引下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
郑新听得泪流满面，咬牙摇头。
任何思想、心灵正常的人都很难理解这些灭绝人性的行为。
郑新回到家心情还是很沉重，王敏以为他在单位有什么压力或者遇到不开心的事了，还开导他，郑新不想再向她叙说了，让她也不开心，就摇头说没事的。